东野圭吾与法律的关系

《信》被读者称为“很不东野圭吾的小说”。没有复杂烧脑的推理，没有严丝合缝的逻辑，有的只是直抵心灵的人性。

故事起源于一桩盗窃杀人案。失去双亲的兄弟二人相依为命，哥哥刚志为了给弟弟直贵凑够上大学的学费，误入歧途地选择入户盗窃。被害人绪方老太太是个慈祥善良的老太太，刚志在给她儿子搬家时，无意间知道了老太太的情况。当他实在无力赚到弟弟的学费走投无路时，老太太家成为刚志偷盗的目标。刚志偷到钱后，为了返回拿到印象中弟弟最爱吃的板栗，被主人老太太发现。当老太太打电话报警时，惊慌中，他铤而走险失手杀死了对方。结果，哥哥刚志被捕入狱。

一封封寄自高墙之内的家信，寄托了哥哥对弟弟的无尽牵挂，同时也给弟弟带来了无尽的噩运。弟弟不堪忍受歧视，与哥哥断绝了关系。

一、善与恶，一念之间

王阳明说:“人之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简单一念，往往会让凡人变成英雄，也会从天堂掉入地狱。

故事中的哥哥刚志，本是一个善良有爱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相依为命的弟弟，为了让弟弟上大学，为了给弟弟创造更好的生活。甚至，在他入户盗窃的那一刻，他也未想伤害任何人，只想凑齐弟弟的学费。然而，冲动是魔鬼，就是这短暂的一念之间，却可以决定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命运。看一下那些犯过错人的忏悔吧，没有一个人不懊悔自己的冲动，都在后悔当初如果能够冷静一秒钟的话，也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

现实中，因为一时冲动而犯罪的案例不胜枚举。2020年高考前一天，贵州公交车载着36人冲进水库，造成21人遇难，15人受伤。作案者张某，生前固定收入，有女友，有儿子，有同事和朋友，他们对他的评价是待人接物都很好。然而，由于他原单位分配的公房拆迁，自己申请的公租房没有获批，在感情上也有些失意，一时想不开，竟然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当年刘备立遗诏时，曾说到善与恶的相互转化：“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弃恶扬善，需要从一而终的理智与克制。

二、罪与罚，一生代价

《信》的核心就是聚焦了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究竟犯罪人的家属，应不应该陪同犯罪人一起背负起赎罪的精神枷锁？

刚直入狱初，直贵带有的是一种愧疚的心情，因为哥哥是为了给自己筹集学费才走上了犯罪。所以他主动出席了哥哥的审判现场，向法官辩诉，这才使得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的直贵只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然而，哥哥的罪行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给他带来了一系列麻烦。

原本成绩优异、前途光明的弟弟直贵，因为哥哥突如其来的犯罪，不得不背负“杀人犯弟弟”的精神债务，被社会歧视:亲密的同学日渐疏远；校长希望他退学；公寓管理者让他尽快搬走；找兼职工作屡屡被拒；乐队成员排斥；女朋友知道真相后与他分手。无辜的直贵也因此失去了他的全部：学业、求职、恋爱、生活、梦想。

后来，直贵结婚生子，他也曾想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一点点让周围的人们接受他，慢慢恢复与社会的相容性，但事情不仅没有按他预期的方向发展，连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不能幸免。在遭受诸多歧视与偏见后，直贵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身份并不是一个刚失去哥哥的可怜人，而是杀人犯的弟弟。他不理解，犯罪的是哥哥，为什么歧视的是他？

当平野社长平静地对他说：“ 歧视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需要对你区别对待，这也是为了让所有的犯罪者知道，自己要是犯了罪亲属也会痛苦。 ”他突然明白，原来“自己现在的苦难，正是对刚志所犯罪行作出惩罚的一部分。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也讲述了相似的故事。全剧从一个无差别杀人案开始，少年李小明在电影院开枪射击，造成9死21伤，引发了多个受害者家庭的后续悲剧。

杀人案之后，凶手的家属受到社会各方的歧视，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法维持正常生活。为了偿还赔款，父母卖掉了房子，躲回了附近无人居住的老宅。父亲的人生彻底荒废，酗酒度日，母亲出门摆摊也从来不敢取下口罩。唯一的妹妹在家里躺了两年之后，被母亲拉去改名字重新开始生活，却也时时刻刻接受现实的暴击和良心的谴责。一起突如其来的案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给他们带来了一连串的无妄之灾。

人与他人有各种社会性的联系，比如爱情、友情、亲情。选择犯罪，就是选择切断这些社会联系。犯罪者往往意识不到，他们犯罪的时候也切断了家人的社会联系。从此，家人将无法顺利融入群体之中。

《法证先锋》中，有一句台词是：“无论一个罪犯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只可以帮我们了解他的行为，而不是谅解他的罪行。”

区别对待犯罪者家属，是为了让所有的犯罪者知道，自己犯了罪，亲属也会痛苦。这，也是一种惩罚。对于这种惩罚，是否公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正如东野圭吾坦言：“自己的作品对人性没有准确的定义，没有绝对的黑白，而我站在连接黑白的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