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的实质及其对于西方现代化历程的不同客观影响。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背景
古典文明灭亡后，由野蛮的日耳曼人结合罗马因素建立起来的中古西欧文明，在其文明初期，呈现了一片黑暗的景状。是罗马基督教会洗礼了野蛮的日耳曼人，给欧洲带来了文明之光。早期基督教会的主教和僧侣在中世纪的经济复苏中，喊着“工作就是祈祷”的口号，率领人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欧洲的经济迅速恢复到并且超过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平。13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民族国家的出现、教育的进步、世俗文化的成长，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逐渐扫除了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中的悲观绝望的阴霾。人们开始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天主教原有的禁欲主义说教已不再能吸引人们。在新型的商品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已不满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要求变革，要求新的生活，至少他们要求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不再受到干扰和阻挠。他们对现存的文化不满，但他们自己又太年轻，不足以创造一种新文化以取代他们厌恶的中世纪天主教的旧文化。在犹疑彷徨之际，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尘封已久的希腊罗马文化典籍。那些饱含着对人类现实生活强烈关怀的希腊、罗马文化深深吸引着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乐于从古典文化的思想宝库中去寻找自己解放的旗帜。于是，一场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形式，实则在鼓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每一次大的进步都几乎得益于古典文明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就是：“通过接触希腊罗马文献来丰富陶冶人们的心灵。这种理想一直流传到19世纪，至今尚未完全过时。或许，只要西方文明存在，这种理想就不会消亡。……古代的经典作品是无与伦比的，更是不可超越的——这种看法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也曾经写道：“我们把西方使人得以充分发展的基础归功于古典世界在西方，自我的每一次大提升，都是由于与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而引起的。”[①]这或许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以文艺复兴形式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文主义的内涵与人性的颂扬
人文主义 Humanism指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题。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起源于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他精通并且热心提倡拉丁古典文学，影响所及，从意大利直到西欧各地。日后人们逐渐认为，人文主义无非是讲授古典文学，但是更为适当的提法是，凡重视人与上帝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②]
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4世纪——公元17世纪）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从肯定人的欲望和歌颂自然的人性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出现的“三杰”——但丁（1265—1321年）、彼特拉克（1304——1374年）、薄伽丘（1313——1375年）都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奏响、谱写了人性的欢歌。薄伽丘的《十日谈》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十日谈》叙述了10个男女青年为躲避瘟疫在佛罗伦萨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住了14天，其中10天每人每天轮流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涉及到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国王、贵族、僧侣、后妃、闺秀、仆人、梳羊毛女工、高利贷者、贩夫走卒等等，这些人物各具性格特征，所发生的故事也尽显人间百态。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还是第一次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反映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一位近代意大利文艺评论家曾把《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在书中，薄伽丘以生动的故事讴歌人性，认为人的天性无所不在，不可压抑，更无从回避。他在第四天故事的开头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个插曲，耐人寻味：有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青年，跟着父亲下山进城，路上遇见了一群衣着华丽、年轻漂亮的姑娘。青年问父亲这些是什么东西。虔诚信奉天主的父亲答道：它们全都是祸水，叫做绿鹅。并嘱咐儿子低下头去，眼睛盯着地面，别去看它们。谁知儿子却说道：“亲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尽管这个青年第一次进城，但他却本能地觉得，在看到的众多新鲜事物中，最美的、最吸引他的就是“绿鹅”。那老头这时才明白，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教诫要强得多！接着，薄伽丘抒发了他极富人文精神的感叹：“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③]薄伽丘还借书中绮思梦达之口表达了人类的平等观念：“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④]
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十日谈》虽然讴歌了人性，但大多集中在人性中的本能方面，说的都是男欢女爱，作为生物种群的最高级动物，人类应该有更高的追求。随着运动的发展，文艺复兴也呈现了从粗俗不断走向高雅的精致这一特点。英国伟大的戏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年）就是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莎士比亚的作品以优雅流畅的语言、丰富细腻的情感、隽永深刻的哲理描写、抒发、刻画了复杂的人类内心世界；歌颂了人间的仁爱和友谊，提升了人性的高尚与尊严。他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理性上多么高贵！在才能上多么无限！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⑤]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的进步
文艺复兴似乎再现了上古的“轴心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不仅产生了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而且在继承唯名论派思想的基础上，还诞生出许多科学的巨人。这里包括库萨的尼古拉、为捍卫真理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布鲁诺。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位谜一样的达·芬奇。达·芬奇不仅是一位我们通常知道的艺术大师，他更是一位科学家！他有许多科学的创造和发明：他最先提出了杠杆原理和液压概念，设计过纺织机、飞机、潜水艇、降落伞等等我们习惯认为是当代文明的诸多器物。他把自己的感想和研究成果写成五千多页的笔记，很可惜这些笔记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笔记的残篇当中，体会到达·芬奇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令人震撼的科学想象。
这些科学方面的巨人几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人的认识对象是自然。经验是人通向自然的桥梁。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经验是没有错误的，犯错误的是我们的判断。不从经验中产生的知识，比如上帝、灵魂等背离感官的东西，是虚妄无实和特别可疑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经验，而不是别人的词句。[⑥]这些对人类经验的重视，直接导致了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然后又引发了哲学领域的革命，为以后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在当时欧洲的影响，仅局限于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不可能具备阅读希腊文、拉丁文古典著作的能力和条件而参与这场文化的“复兴”，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宗教改革而加入到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来的。
1、教士理论与天主教的腐化
前已述及，13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大垦殖运动的结束，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出现了热爱生活的倾向。世俗的人热爱生活肯定没问题，但基督教会的教士们热爱世俗生活则有问题。当时欧洲天主教会普遍出现了教会聚敛钱财和教士结婚、偷养情妇、嫖妓等现象。教会为了使聚敛钱财合法化，创造出所谓的“教士理论”。教士理论是指凡人无权与上帝直接沟通，凡人欲达到赎罪祈福的目的，必须通过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通过购买奉献大量祭品方能与上帝取得联系。罗马天主教会利用这个理论大量贩卖“圣物”。一片被说成是诺亚方舟遗骸的碎木头，教会就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据说当时这一类的诺亚方舟的残留物，堆积在一起的总量可以打造好几艘诺亚方舟，被说成是当年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所骑毛驴的驴胛骨，竟然有几十个之多。教会的贪婪和无耻，引起了众多人士的不满，同时也使罗马天主教会的威信一落千丈。罗马天主教会的腐化和人们对教会的不满终于酿成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2、马丁路德与新教的主张
中世纪的德国一直处于经济分散、政治分裂的状况，罗马天主教教廷在德国的势力最大，对德国的剥削与压迫最多。当时有一句谚语说：“德国是教皇的乳牛”。所以，宗教改革最早在德国产生。
公元1517年，教皇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大量出售所谓的“赎罪卷”，僧侣们声称，购买赎罪卷的钱投入钱柜叮当作响之时，就是灵魂升天之日。这种无耻的谎言和明目张胆的搜刮，激起了德国各阶层民众的愤慨。当过牧师的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年）把大家的意见写成《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口，引起了一场关于赎罪卷的辩论。
路德指出，人的灵魂的得救无需教士的中介，也不能靠向教会购买赎罪卷，而要靠自己虔诚的信仰。路德主张人人有权读《圣经》和理解《圣经》，人人都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与上帝直接对话。路德强调《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基督徒是自由的，对基督徒来说自由是上帝最神圣的话，是基督的福音。《圣经》代表着理性，代表着思想自由。路德的思想和主张引发了德国和全欧洲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尽管在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但他所发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仍然具有革命的意义：他创立了德国乃至全欧洲新的基督教——路德宗。新教用德文代替拉丁文主持教堂礼拜；新教摒弃了由教皇、主教和教士等组成的教会制度，否认它们是通向天国的钥匙的掌管者；新教废除了寺院制度，倡导人性化生活，坚持教士有结婚的权利；新教简化了宗教礼仪，铲除了教士和俗人之间的隔阂。最后，新教否定教会高于国家的思想，认为教会应从属于国家。
宗教改革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更内在的心灵角度传播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复苏的人文主义，它使西欧人从长久的基督教神权统治解放出来，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3、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异同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有许多***同之处，但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两者都是破坏14、15世纪现存秩序的个人主义强大潮流的产物。其次，两者有着类似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其三，两者都有一种回到早期根源的性质：一个是回到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成就；另一个是回到《圣经》和早期基督教著作家所阐释的教义。但宗教改革绝非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二者在指导原则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文艺复兴的本质是热爱人与自然，把宗教放在从属地位。宗教改革的精神是来世思想，蔑视现在的事物。把现世事物看成次于灵性的东西。人文主义者一般认为人性是善良的；宗教改革者则认为人性无比腐化和堕落。文艺复兴的领袖们信奉温和与宽容；路德和加尔文的信徒们则强调信仰和服从。[⑦]
三、启蒙运动
1、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从科学革命到哲学革命
由对人类经验的重视引发了一系列新型科学仪器的发明，1590年，出现了第一个合成显微镜，1608年，发明了望远镜。随后，气压计、空气泵出现。伽利略（1564——1642年）发现卫星围着木星转，哈维（1578——1657年）发现了血液循环。更引人注目的是哥白尼（1473——1543年）阐述了日心说，推翻了人们信奉千年的托勒密的“地心说”。科学革命最引人注目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新工具、新发现的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新的科学方法的发现。突出的是弗兰西斯科·培根（1561——1626年），他主张经验与理性的婚配。他指出狭隘的经验派只忙于收集材料而并不对材料进行加工提炼，由于拒绝运用***同的概念而陷于认识的迷途；理性派（这里的理性派是指基于亚里斯多德的演绎逻辑体系进行从一般到个体推演的派别）则容易陷于抽象的玄想推出不切实际的教条和学说。为此，培根主张必须在经验能力和理性能力之间永远建立一个真正合法的婚姻。由此，他发明了科学归纳法，强调了观察和归纳推论的重要性。当数学新领域尤其是微积分被开拓出来后，观察以及数学运算的方法就成为近代科学最为显著的特点。科学方法的运用让那些思想家和科学家意识到：人可以得到关于自然的真理，只要方法得当。培根提出了那句振奋人心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几乎与培根同时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继续沿用演绎法阐述他的全部哲学。他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强调理性的独立和确凿性，由此创立了唯理论哲学。以后又有荷兰的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德国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推进了唯理论哲学。这些思想奠定了启蒙运动的基础。
2、启蒙运动的内涵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是17和18世纪在欧洲知识界获得广泛拥护的一种思想运动和信仰运动，它所研究的是上帝、理性、自然、人类等各种相互关系的概念。
……在理论方面，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首先讨论理智与情感的关系，最后讲到法制问题。启蒙运动思想大致有人道主义、社会思想和历史观几个方面。在人道主义方面，启蒙运动思想家发现人类有***同的属性，进而又从人类社会的固有现象转而研究人类社会应有的现象，从而提出批判，鼓吹改良，进而主张改革。欧洲各国的严峻法律受到抨击。有色人种受到同情。瑞士法学家德瓦泰勒主张各国和平***处，遵守自然法的伦理原则。最后，康德于1795年发出“为了永久和平”的呼吁。在社会思想方面，启蒙运动表现在政治思想、法律和经济理论等各个领域。在政治思想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说。1762年卢梭的《民约论》在巴黎出版。启蒙运动的法律思想，最终体现在普鲁士法典、奥地利法典和《拿破仑》法典之中。在经济理论上法国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自由竞争。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原富》，主张遵守自然法则，尊重个人自由，但也要求政府扶弱抑强。在历史观方面，培根首先提出新的解释历史方法。他反对历史循环论，认为人类是在不断前进。[⑧]
3理性的高扬
启蒙运动起源于西方民族对思想自由的新要求，它是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一方面源于西方民族的成熟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又源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所引发的自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类理性的崇拜。启蒙运动的理论表现是理性主义，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深入和具体化。此时人们已从对人的崇拜，发展到对理性的崇拜，因为人类凭借理性就能完美地了解整个世界。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远比文艺复兴初期的思想家幸运和自信。因为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在古典文化的光辉成就面前颇为自卑，甚至自惭形秽。但这三百多年来，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变化：民族国家形成、新航路开辟、经济迅猛发展、科学技术飞跃式的进步……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不是依靠上帝的指引或者神意的启示，而是人类凭借着自己的理性，运用自己的才智，不断探索创造的结果。他们无比乐观地相信：今天远胜于昨天，明天比今天更美好！启蒙运动从英、法两国开始，然后扩展到德国和荷兰等诸多国家，涌现出许多思想家。他们都以理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主义，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在启蒙思想的指引下，欧洲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欧洲近代国家，甚至催生了美国这个新兴国家。
启蒙思想家反对宗教迷信，提倡科学。他们力图把人类生活世俗化，开辟一个非宗教的理性时代，他们关注社会，希望用理性的光辉映照出一个民主、科学的光明时代。启蒙运动将西方自然法理论中的核心价值诸如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广泛张扬并付诸实施，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浪漫主义的反叛
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深远影响的还有那充满个性、饱含生命亲切感、潇洒优美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起自18世纪中期，止于19世纪中叶，但它的影响直到今日尚未消失。浪漫主义的创始人是出生于日内瓦的法国平民思想家卢梭（1712——1778年）。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他的激进可能源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愤世嫉俗的叛逆性格。或许正因如此，在启蒙运动理性大旗高扬的时候，卢梭吹出了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他认为崇拜理性，把理性视为人类行为和真理绝无谬误的向导是不可靠的。理性有它的用处，但是关于生活中更多的问题，依靠情感，听任本能和情绪办事更可靠、更经常。卢梭在得奖的《论科学与艺术》论文中把原始人的自由与无知和文明社会的暴政和罪恶相对照，认为：人类天性本善，原始人是“高贵的野蛮人”，原始社会最美好，知识的进步有害于人类的幸福。
卢梭的这些见解和思想，震惊、影响了整个的欧洲思想界，他从此成为浪漫主义之父。在卢梭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整个欧洲的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和建筑艺术都浸透着浪漫主义的分子。
按照我的理解，浪漫主义应该是指这样的一种倾向和态度，它宣扬人的感情至上，它本身的特点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个性的、想象的和情感的，它往往以历史、民族奋斗和壮美的自然为其素材和背景，描写、讴歌人的情感和业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诗人如拜伦、雪莱、歌德等等都属于浪漫主义诗人。
浪漫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指出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揭示了科学对人类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这一我们现在才深刻领教的道理。浪漫主义对西方人文精神的贡献和影响是：它极大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凸现了人的情感和个性；它把人从冷冰冰的理性原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让人全新体会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它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密切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我们重新确立了对自然的尊敬态度；它让人们善于发现发展中国家和所谓落后民族的长处，教导人们对不同文明胸怀一种宽容的心态。浪漫主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个人主义的膨胀，为张扬个性而造成的混乱和无序；对现代科技的排斥和拒绝，文学作品中的无病呻吟和生活中的情感泛滥等等。
启蒙运动的真谛
我以为：启蒙运动最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它给欧洲带来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是在于它对欧洲人本身的一种彻底解放的主张。人的解放包括人身的解放和人思想的解放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使人获得人身的自由和思想言论的自由。启蒙运动让产生于古代希腊罗马、又复兴于14、15世纪的西方人文精神得到了深刻圆满地体现。
对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进行深刻探讨，具有重大理论贡献的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1724-1804年）。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由契约而生成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有权推翻侵犯人民利益，侵害人民自由的专制政权。
康德很赞成卢梭的有关人生而自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思想的自由。相对于人类本身而言，何为启蒙运动？康德的定义道出了启蒙运动的真谛：“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解释说：不成熟状态并不是指人缺乏理智，而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加以运用自己的理智，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拉丁文：要勇于思考。作者注）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能够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理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在古希腊只有苏格拉底做到了，但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此可见，能否做到拥有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思想，运用自己的理智做出判断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经过启蒙的一个重要标准。康德面对历史和现实，尖锐地指出：以人民的保护者自居的统治阶级总是阻挠人民运用自己的理智，实行愚民政策，“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这些温顺的畜生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⑨]
康德的这段话揭示了人类自由的内涵和启蒙的标准，对我们中华民族极具启迪。
[①] 参见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②]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③] 参见意薄伽丘《十日谈》山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348页。[④] 同上，第357页。[⑤] 参见《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册，第49页。[⑥] 参见颜玉强主编《西方哲学画廊·人性的欢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⑦] 参见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二卷，第181页。[⑧]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94-595页。[⑨] 以上引文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