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治理
由于过度放牧以及鼠害、虫害等原因，我国的草原面积正在不断减少，有些牧场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因此，必须加强对草原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已引起了国家重视，我国《草原法》已于1985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对草原地位作用及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危害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的标志，也是我国对草原生态系统由自然利用走向科学管理的开端。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对策特别应着重于以下几方面： 对于气候变化主导说，许多研究表明，气候长期变化的幅度远小于年度变化和季节变化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同时，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有些地区气候的总趋势呈现波动性地向暖湿方向发展，因此，许多地区的草地生态系统退化难以归结于气候变化。
对于人类活动干扰说，通常认为，超载过牧是造成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但很多研究表明，许多地区草地饲草的全年总体供给量与家畜饲养量基本持平或有一定盈余。而草地生产的季节不平衡和季节性超载过牧，以及季节性的草畜矛盾是造成草地退化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放牧活动和气候变化对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影响案例研究，我认为，尽管目前尚不能明确区分气候变化和草地管理对草地生态系统变化所起的作用和贡献，但二者的影响均不可忽视。 草地开垦也在许多地区被认为是造成草地退化的重要原因，但也有研究认为，草地开垦是局部的，其规模和程度均是有限的，不足以造成草地的全面和大规模退化。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开垦后的弃耕草地具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
草地滥樵乱采相对于草食家畜对草地植被的影响来说，其规模和程度也是有限的，且限于某些局部地区。 有人认为，目前人工草地建设的适宜性被无限扩大，几乎所有的草地畜牧业地区都在提倡人工草地建设。事实上，人工草地建设需要许多相对严格的条件，如地理地形、土壤土质、灌溉和降水等，在西北干旱地区，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人工草地建设对草地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 人工草地建设的牧草引种问题。在人工草地建设中，不适宜的引种已造成许多生态问题。有人认为在人工草地建设中，过分强调引进外来的优质高产牧草，而忽视了适宜性强的当地土著野生牧草资源，种植牧草品种的单一化，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失调，生态系统的原有结构和功能等受到损害，草地病虫害加剧，地带性植被景观发生变化，水土流失现象加剧。
人工草地的耗水问题。人工草地中高生产性牧草往往需要高水肥配合，并具有高蒸腾耗水的特点，使干旱地区的土壤水分亏缺加剧，多年连续种植导致土壤干化，形成生物性土壤干旱，加速草地退化。有研究表明，在年降水量450毫米以下地区种植人工草地，应采取谨慎态度。 人工草地的栽培方式问题。人工草地建设往往采用高密度种植方式，种植密度过高，也因植物耗水过多导致土壤干化，群落衰退，产量急剧下降，进而造成人工草地退化。 其一，“承包到户”和“联产经营”之争：草地承包到户和实行草地有偿承包责任制被认为是遏制草地退化的有效政策。
承包到户造成无围栏户草场和“公***草场”的放牧压力急剧增大，造成更严重的草地退化。 目前鼓励的“联户经营”事实上形成了对“承包到户”的否定。 季节性的流动放牧是目前北方地区草地畜牧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而在较大空间范围内的流动放牧造成了草地划分和承包到户的困难。
其二，粗放和集约之争：集约化的草地畜牧业生产是现代草业发展的方向。但也有人认为，在我国北方和西部的一些地区，集约化生产模式并不是唯一选择，在干旱和生态系统极度脆弱的地区，以人类强度干预为标志的集约化生产，稍有不慎很容易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内陆的干旱地区也实行粗放的经营方式，并不提倡集约化生产。
其三，限养与浪费之争：家畜数量过多被认为是造成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人认为，在许多地区，草地生产潜力和总量与家畜数量是大致平衡的，甚至在暖季还有较大盈余，主要表现在牧草供给季节上的不平衡，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压缩家畜数量，很容易造成资源上的浪费。
其四，经营性草地和保护性草地之争：我国传统的草地资源概念特别强调草地的畜牧业生产价值，以至于将环境条件极为恶劣、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部分荒漠和高寒草地也视作草地畜牧业生产的基地，从而造成草地不可避免的退化。事实上，新西兰有58%的土地被用于经济生产，而42%的土地被用作生态保护用地。
其五，草地承载力之争：有人认为草地承载力理论很难运用于干旱和半干旱草原地区，这是因为干旱和半干旱草原的气候变化非常大，其生态系统在功能上表现为非平衡系统，其变化不是向确定的顶极状态发展，而是由一些不可预测的随机因素控制。一些被认为是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地退化，实际上可能是草地植被对气候等随机因素变化的反应。另外，干旱和半干旱草原往往形成多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不是按固有的顺序定向演替到唯一的顶极群落。
由于干旱地区草地的非线性规律，即便确定一个“合理”的放牧压力，也不一定能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状态，最终达到稳定平衡。在干旱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远大于载畜量调节。 另一方面，草地承载力是根据草原的年平均生产力和家畜的平均采食量计算的，在季节和年际变率很大的干旱地区，其计算结果很不可靠。同时，对于北方游牧生产方式，草—畜系统的时空关系十分复杂，大区域的平均承载力很难反映实际情况。
其六，草地经营的计划性与“机会主义”之争：有人认为，在环境胁迫严重且多变的系统中，“机会主义”是最合适的生态对策。与基于平均估测的承载力原则不同的是，机会主义对策能使牧民利用牧草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及时调整家畜数量。因此，机会主义对策要求牧民对可放牧的机会作出快速反应，畜群需要高度的机动性，并随条件的变化而对放牧压力作出迅速调节。而传统的游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机会主义对策，是对特定环境和资源的适应。
其七，“以草定畜”和“以畜定草”之争：有人认为，“以畜定草”的提法不科学，在实践中无法实现，因为仅考虑了生态保护，忽略了经济发展；仅考虑了自然因素，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结果事与愿违，使草地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以畜定草”是畜牧业、草业和生态保护的发展方向，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在经济目标下建设草地、保护环境的积极性，有利于政府转变职能，有利于农牧民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尽管目前在学术界有上述争论，一些观点的确值得人们深思，还有一些观点可能过于偏颇，但都是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和草地生产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需要加大力度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