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刑事律师的采访

劳荣枝案庭审结束后，最具信息增量的非虚构报道，莫过于媒体访谈到“唯一幸存者的妻子”。不过就整体访谈的氛围而言，“侥幸和后怕”成为主要底色，再就是“丑事”不愿再提的悲催感。然而在谈到劳荣枝自称受害者并否认杀人的时候，“唯一幸存者的妻子”却直言：“如果不是她去找其他男人到自己的出租房，法子英也不会得逞”。

与此同时，就绑架勒索过程中劳荣枝的角色感，“唯一幸存者的妻子”也给出较为明晰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劳荣枝不仅负责色诱男人到出租屋，还负责接头被绑架者的家属以及确认被绑架者家属是否报警。总之，劳荣枝看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起码要是想摆脱法子英，是有很多机会的。

对于这样的事实，其实跟小木匠代理律师的追问指向是一样的，也就是一次被胁迫，两次被胁迫可以理解，三次四次被胁迫，自然就有些说不过去。所以回到劳荣枝自称受害人的因果逻辑中，显然带有“嘴硬”弥合“脱罪”的色彩。

当然就媒体访谈“唯一幸存者的妻子”的报道细节而言，检方应该从始至终都是清楚的，所以强调：“劳荣枝拒不认罪，主观恶性极深，为保全自己，未真诚悔过，突破人性和法律底线”，也是较为合理的定性。至于媒体非虚构性的访谈，只是将具体的作案过程显性化而已。

因此回到劳荣枝的受害人自辩上，还是应该分两个层面去看：其一，劳荣枝起初确实是法子英作案和性侵的工具；其二，劳荣枝被胁迫作案后，之所以不选择逃离，应该是被“不劳而获”所打动，毕竟法子英会给她描摹美好的未来。

所以在看待劳荣枝案时，就需要分层次进行综合定性。说到底，如果只是涉案一次，那么劳荣枝所谓受害人的自辩逻辑大概率是能站住脚的，但是涉案多次，并且有机会逃走而不逃，有机会报警而不报，那么显而易见的案情认知，自然会倾向于“合谋”的序列。

要知道，在劳荣枝的受害人逻辑里，最核心的主张是“因为自己是受害人，就好像作恶的行为就不存在一样”。对于这样的自辩逻辑而言，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结果的结果不是结果”，于此就劳荣枝所言，自然就是困兽之斗。

这方面的考量，其实从劳荣枝辩护律师的回应中也能看得出来，辩护律师跟劳荣枝见过16次，她起初只在意外界的看法，不在意判刑，相比无期徒刑宁愿判死刑，经过16次会面她的心态开始改变，求生欲变强，很关心案件进展，主动要求公开审理。

在一定程度上，劳荣枝应该是知道自己犯下什么罪行，所以她才隐姓埋名逃亡20年，并且刚被批捕就宁愿死刑。但出于本能的求生欲，她谈论所谓被法子英胁迫等行为，也只能实证她最初是受害者的身份，而不能否认她后续的犯罪事实。

另外，“幸存者的妻子”面对采访时，在谈到未报警的原因时，多次提到“丑事”的说法，也算坐实劳荣枝色诱的事实，这对于推定劳荣枝和法子英合谋作案来讲，是比较有力的回应。所以“幸存者的妻子”在访谈最后强调“相信法理会给出公正的判决”，也基本上是倾向重判结果的。

说到底，法理是讲究事实因果主次的，而非是简单的逻辑因果。所以就算法子英扮演着操控者的角色，不见得劳荣枝就是无辜的。因为从整体作案的环节来讲，劳荣枝始终是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唯一幸存者的妻子”才会认为：“如果不是她去找其他男人到自己的出租房，法子英也不会得逞”。

并且这里面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劳荣枝不仅是色诱的支点，更是后续确认被绑架者家属是否报警的关键核验人，所以她自称受害人的说法，只能是实证自己被法子英伤害过，却无法撇清她和法子英合谋作案的事实。不得不说，她确实是在突破人性和法理底线。

与此同时，让“幸存者的妻子”复盘当年的案情是非，这本身也是比较残酷的。一方面，作为妻子拿着赎金去捞沾花惹草的男人，这本来就显得很扭曲；另一方面，但凡谈判过程中出现冲突，所谓的“唯一幸存者”就可能成为血溅出租屋的遇害者。

所以，即便时过境迁，当事人内心的可怖感应该依然是真实的，我们暂且不论当事人的公心有多重，但仅凭“唯一幸存者”的标签，可能私心的审判里，就充满无限的重判激情。而此时再看“劳家人”笃定劳荣枝被胁迫的存在，总觉得“谁家人谁心疼”是不变的情理，除此之外，多半是不被理解的恶言恶语。

不得不承认，比起对真理和正义的渴望，每个人更愿意从既得利益出发，选择性地进行自我辩护或者自我蒙蔽，而法理的存在，就在于更好的平衡其中的是非感，以此让善意的归善者，恶性的下地狱，直至阳光普照，正义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