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案件推动法律
1990年4月15日，经历了一年前的那场大风波，北京城似乎还没恢复好元气，显得有些萧条。
这天早上6点多，环卫工人沿街打扫为生，发现一个流浪者蜷缩在垃圾堆里一动不动。
“哎，同志！你醒醒，挪个地方睡，这里我得打扫一下！”
那人一动不动，似乎没听到他的话。清洁工有点不耐烦，上前推了一把，没想到这一推，那人身下竟露出一片血迹。
公安局侦缉队大队长许欣，接到报案后马上赶到现场，通过对案发现场的勘查，发现死者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身份是一名外地S访人员，钱花光后在北京流浪，靠捡垃圾为生，没想到露宿街头时遇害了。
考虑到北京政治地位和当时所处特殊时期，这起案件被警方高度重视，要求尽快侦破。但很快，警方发现这起案件不简单。
搜查整理发现，在3月份就已经发生过2起针对拾荒人员的暴力案件，只是2名受害者都没有致死，施暴者也没留下太多证据，案件就一直搁置下来了。现在突然又发生了第三起，警方有理由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干的！
受害者遇害的地方，大多是繁华路段，即使是半夜，也不断有行人经过，凶手居然敢如此作案，也太胆大妄为了吧。但有一点警方想不通，你说杀人劫财吧，他们都是流浪汉，身上哪有什么钱。若是情杀或者仇杀，似乎也不太对劲。
就在4月3号，警方刚刚将杀人狂魔许广才抓获，这才过了2个星期，又出现连环袭击案，“难道，又出来一个连环杀手？”大队长许欣暗自叫苦。
4.15案发生后不久，天津公安局也接到报案，一名流浪人员在和平区被害，案发现场同样是繁华地带。在案发现场，天津警方找到了凶手的作案工具，也提取到了指纹，但排查了大量流动人口，却始终未能有所收获。
时间很快到了5月份，这天晚上，一名流浪者在天桥下找了一个角落，蜷缩着进入了梦乡。当晚11点多，天空飘起了小雨，这名流浪者紧了紧身上的破麻袋，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
流浪者的尸体被人发现。凶手再次作案，让民警们感受到了压力，民警韩文祥通过对现场的解读，认为：“凶手虽然喜欢在夜里作案，但似乎并不注意场所，也没有什么反侦察能力。”
大队长许欣表示同意，又补充了一点：“我们之前始终认为，这些流浪者并不是因钱财被杀，现在看来，凶手恰恰很有可能就是为了他们身上少的可怜的钱。现在我们推理一下，谁会为了这么少的钱杀人呢？”
几名民警思考了一下，异口同声的说了两个字：“乞丐！”
有了突破口，民警们迅速开始了工作。民警韩文祥打入京城的乞丐群，四处打听消息，大队长许欣带着其他几位民警，在天桥和地下通道里蹲点。
正当他们忙的焦头烂额之时，凶手似乎在向他们挑衅，不断地制造凶杀案。在一个月内，北京发生3起袭击事件，造成2死1伤；天津发生2起，造成1死1伤。两个城市都是直辖市，还都是在繁华市区发生凶杀案，让警方十分挠头。尤其是有S访人员被杀，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少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京津两地都把案件上报了公安部，这才发现两地发生的案件极为相似。于是，两地开始联合办案，重点排查在京津两地流窜的流浪者或者拾荒人员。
同时，两地公安对凶手的作案特点进行了归纳，整理如下：
第一，杀害的对象均为露宿街头的盲流，多数是拾荒人员、乞丐、S访人员，都是被击打头部死亡。
第二，作案有连续性，一般间隔为5天，作案时间集中在子夜至凌晨5点之间。
第三，没有固定作案工具，都是临时捡来的钝器，制作比较粗糙。
第四，作案地点集中在繁华地带，主要是车站、天桥、地下通道等流浪人员较多的地区。
第五，作案不计后果，缺乏反侦察意识，每次作案都将凶器留在作案现场。
综合以上分析，警方认为，凶手很有可能是个狂躁型精神病患者，或者是盲流人员之间的报复杀人。吃透了案情，警方开始有针对性的进行布置，组织大量警力，在重点区域进行蹲守。
1990年6月5日凌晨1点，民警终于有了收获。当天，一名民警在宣武区一个农贸市场蹲守，忽然听到一声惨叫，一名拾荒者遭人袭击。警方立即围堵上来，将一名老头抓获，通过比对指纹足迹，证明这个老头就是一系列杀人案的凶手。
民警们分析的没错，这老头确实有精神病。凶手叫孙长友，曾犯过2起命案，1986年因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被保外就医。1988年，他从安徽流浪至北京，以捡废品为生。由于长期衣食无着，精神压抑，导致他的精神分裂症更加严重，还出现了妄想症。
警察问他为什么杀人，孙长友交代：“我推车从他们（受害者）身旁经过，看到一条青龙蛇盘在他们身上，还发着荧光。我在月亮上就是负责斩龙的，所以一定要杀了他们。”可见，感知障碍和思维障碍已经让孙长友无法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但他却对幻想出来的东西深信不疑，毫无自控能力，最终造成9死5伤的特大杀人案。
精神病杀人在整个社会的杀人案件中，占的比例极小，但危害性却特别大。随着现代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人民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甚至在不能自控的情况下，做出一些伤害无辜的事情，这是很值得今天这个社会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