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表达了作者怎样的中心思想？800字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劝诫唐太宗的“十思”，可归纳为五个方面，即“俭”“谦”“慎”“正”“明”。五个方面大都集中于个人的品德，于今而言，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应该说，对于个人的品德要求在“人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暴露了其致命的缺陷。这是因为即使有了不错的个人品德，也未必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比如清朝的道光皇帝，个人生活俭朴，但就是在他任期内，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了制度和人民的约束与监察，把搞好国家和改善百姓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君主个人的品德方面，实在是一种幻想。唐人吴兢所作的《贞观政要》总结了贞观时期的“人治”经验，其中有关君主人品优劣与国家安危以及百姓生死关系的论述不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君主体制的“为君之道”，实际上是“独裁之道”。君主握有巨大的权力，只按个人的好恶行事，而不是按照“规则”办事，个人的品德水准左右着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福祸，如此“人治”，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把国家的兴衰和百姓的死活归结于君主的人品优劣，只是看到问题的结果，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君主制的本质是“人治”，其基本特征就是把人民看作是臣民（顺民、良民），就如马克思说的：“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即他们的政治制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4页）既然人民成了君主的附属，那么君主对人民的关怀就成了“仁慈”（其实这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所以君主的“仁慈”也就成了其良好人品的体现，于是君主人品的优劣决定了人治社会的理想与否。与之相反，“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4页）。“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普选制，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民主的委员会。从民主制的一般的、基本的、起码的道理出发，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1912年）》《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53-54页）当然，苛求身为君主政体中的统治阶级对“人治”弊端有正确的认识，勉为其难。“人治”的结果，便是君主个人的作为决定了国家的盛衰和百姓的甘苦，这不能不说是君主制度的一种硬伤。由于封建社会的君主把个人当作国家（朕即国家），忠君就等于爱国，所以“爱国”的大臣也就把劝诫君主提高个人品德修养作为治国的一个重要议题。“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将国家的治乱系之于君主修身如何的自觉，而不是加强制度的_束与人民的监察，就很难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许有人会说，封建社会也有“法治”，但这种“法治”往往是针对“下人”而言（“下人”包括臣民、政敌等等），何况法律也通常只是几个人在密室商议的结果，并没有经过大众的审定，君主个人的言行成了国家的意志，对此却没有一个及时有效的机制进行监察，更谈不上为之改正了。“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_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强调道德自律甚于法律规定，将“礼”作为人们言行的规范，因而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能受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由此形成了泾渭分明的阶层，一般百姓难以参与政治体制建设。以“礼”代“法”，模糊了“人情”与“规则”的界限，弊端显而易见：“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4页）魏征与唐太宗曾有一段“舟”与“水”的对话：“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魏征引用“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语，规劝唐太宗要正视人民力量，然而魏征对此认知的出发点未必是正确的，因为他把人民这个整体仅看作君主体制中的人民，作为“舟”的“君主”永远高高在上，而作为“水”的人民，则处于臣属的地位，与其说是“舟”对“水”要存敬畏之心，不如说是“舟”要更好地利用“水”对它的支持。所以马克思说：“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4页）如果把人民看作独立的主体，人民主权才是政治合法的最终依据，就不会有“舟”与“水”的感慨了。来源：教育界·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