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简介
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详。
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试论墨子思想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支重要的学术流派的创始人的墨子，以其独到的见解，鲜明的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对墨子的主要思想作一略论，希望作者的这些不成熟的意见或能对墨学研究有些微薄的助益。
一
众所周知，墨子曾习儒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后因觉“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遂决然举起叛旗，自立一宗。可见墨子最初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破旧立新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贯穿《墨子》全书之始终，与之相适应的，墨子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定为墨家学派总的宗旨。可以说，墨子的一切主要主张，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等都是以这个宗旨为出发点和依据的。
二
“兼爱”，即“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无疑是墨子最核心的主张。进一步研读《墨子》，我们发现墨子所谓“兼爱”的本义还可以更精确的阐述为“像爱自己一样地爱所有人”。这与儒家倡导“亲亲”“尊尊”的“推爱”是相对立的。分歧的关键在 “爱有无差等”这个问题上，儒坚持有而墨以为无。平心而论，“兼爱”的理想味过浓了一点，非墨子这样的大贤恐怕难以力行，我们读《兼爱》中、下两篇，看到墨子费了很大口舌回驳“兼爱”难行的指责，可终难教读者心服。
墨子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的理由中，有两条是值得一思的：
第一条来自现实层面。墨子说，你若不爱别人的亲人，别人也不会爱你的亲人。爱有“别”的结果只能是“交相恶”，因此必须行“兼爱”之道。这与墨子的一个观念紧密相关，即“爱人者人必爱之，恶人者人必恶之”，爱、恶之行必有相应的报偿。其实这是不确然的，但强调只有无私的爱才能召唤爱，只有整个社会树立起互爱的风尚，人才能幸福地生活于其中，不能不说是墨子的一片苦心。
第二条理由有很浓的宗教意味。与其它学派不同，墨家信仰一个人格化的“天”，“天”有自己的神圣意志。这意志，据墨子说来，就是要人“兼相爱，交相利”。其论证方式很独特，大意是说，上天一视同仁地抚育我们，说明他兼爱着人类，他必不愿看到世人互相残害，而是一心要人们相爱相利。这使人想起了基督教的教义，基于这一教义上的博爱理想与“兼爱”思想是相通的。
合观这两条理由，我们发现墨子的一个极重要的特点：他是合极度实用主义与极度理想主义于一身的人物，而这两种主义通常是不能并存的，它们在墨子的思想里构成了一种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墨子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代“高难度”的道德标准，又全身心地投入实践。这不是件轻松的事，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完成它的，只有圣徒式的人物。
三
“非攻”大概是“兼爱”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墨子的主张。“非攻”直接源于“兼爱”理想，墨子竭力用“非攻”思想劝说各国君王止战息争，就是为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的困苦中。
墨子愤慨于某些高谈仁义道德的战争辩护士，抨击他们“明小物不明大物”。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更具说服力，除了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攻伐之事悖于天理外，墨子更列举了历史上穷兵黩武招致败亡的实例说明侵略战争损人害己的实质。这一些话是墨子站在平民阶级的立场上说给统治者听的，反映了平民的呼声。但热中于兼并各国君主根本听不进“非攻”的说教，墨子的努力收效甚微。墨子实际上还是在做一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然而他的奋斗中焕发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
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治国理论，这一理论在具体的行政层面上可以“尚贤”、“尚同”主张为代表。选贤任能其实是除道家外先秦诸家的一致主张，墨子的“尚贤”只不过在打破门第观念不拘一格用人上比儒家更彻底些，故不能算有特色。富有特色的却数“尚同”的主张。“尚同”，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我们出操列队时一起向排头看齐，排头再向他那一列的第一个人看齐，如此递进，最终使队列整齐划一。墨子要下一层的人向上一层的人“看齐”，上一层的人向再上一层的人“看齐”，一直到天子，向天“看齐”。这种“看齐”是全方位的，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行为方式、立身标准等无所不包。为什么要如此急切的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致不避专制之嫌呢？是为了遏止“乱”。身处乱世的墨子目睹“乱”给百姓带来的祸害，对此深恶痛疾，因此难免推出激进的主张，要对之下一付猛药。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却无法苟同的。
从“尚贤”、“尚同”主张中我们还发现墨子思想的一个内在矛盾，即精英主义和平民立场的冲突。一方面，墨子几乎是平民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全力为苦难的民众鼓与呼，他的平等主义理想是非常显明的；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治国必须依赖精英分子，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是维持社会秩序之必须。看来这一矛盾的对立双方在墨子思想中并未得到逻辑上的完善统一，但矛盾的存在也有好处，它防止了墨子滑向民粹主义或歧视平民的立场。
五
实用主义精神在墨子思想中显露得最直接的地方应是“节用”、“节葬”和“非乐”的主张。
“节用”的观念，在生活艰苦的平民中是很强烈的。墨子站在平民立场上不能不坚持这一主张。他把一切无实用的“巧且华”的东西都视作浪费，要求那些权贵们也和他一样过清苦朴素的生活。且不论他的呼吁绝不会得到权贵的响应，我们细究一番，发现这种主张其实与一种认识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即是：天下物资本非十分充裕，必须把每一分每一毫都充分利用起来才能使天下人皆得饱暖，任何奢侈的耗费都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衣食为代价才可能的，必须坚决反对之。后来荀子试图通过对这一认识的否定动摇墨子的整个立论，可见两派理论上的分歧根源还在于不同阶级的人对社会现实的迥异体认上。
“节葬”主张可以视为“节用”理念在丧仪方面的具体表现。但它似乎更触怒了传统派，因为在那个时代丧仪是整个礼仪制度乃至政治制度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否定厚葬久丧无异于对整个“礼治”传统发出了挑战。坚持这一主张是要承受不小的压力的，墨子不屈于这种压力而倡导“节葬”还是因为实用主义的考虑占了上风。这是一种高尚的实用主义，墨子为消灭“糜财贫民”、“伤生害事”的时弊不惜向传统势力宣战，真正把百姓的福祉放到了首位。
“非乐”的主张是实用主义由合理走向极端的一个例子。怎么能把一切音乐美术一概废弃呢？一直以来就有人以此诟病墨子，我亦以为墨子此处有些过分了。实用主义如果被囚禁在一个过于狭隘的空间里就会走向荒谬，最终失去大多数人的同情，这不能不看作这位伟大先贤的一个教训。
六
在前面论述“兼爱”时，我们已触及墨子思想的宗教成分。墨子的宗教，虽然主张敬天事鬼，却极力反对命定论。在他看来，天与鬼的存在不是为了直接控制人们的行为，而是要对人们的善行恶举加以公允的奖惩。命定论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方便人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天”，让人感到无可无不可，解除了对人的行为的约束（这约束本该是通过奖惩实现的），最终导致人祸肆虐、天下大乱。因此必须提倡“非命”思想，树立起世人的进取心，激发他们为求善报而践履善行的动力。
很显然，这种“非命”思想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它要人用主体性努力去追求幸福的生活。相比起当时流行的“天命”观念，这实在是非常先进和健康的。
七
总的说来，墨子作为一个热心的救世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整套政治、宗教、伦理主张，他的思想顺应平民的要求，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仍不失其光彩，在先秦诸种思潮中无愧为独特而伟大的一家。
一．以人为本
《墨子·修身》篇认为，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但是勇敢是其根本所在；治丧虽然有丧礼，但是哀悼是其根本；士人虽然有学问，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栽树时根基立得不安稳，就不要求得枝叶繁茂；连左右的人都不亲近，就不要求远方的人了；连亲戚都不归附，就不要谈外交了；办事没有终与始，就不要求成就多种事业；列举事物却不明确．就不要求广见博
闻了。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徕远方贤人。君子明察左右人，因此左右人的行为就修好了；看见不修行或毁誉的人就反躬自问，因此用怨恨反省自身，行为就可
以修正了。谗言恶语不去听它，攻击斥责他人的言论，不要去说；杀伤人家孩子的念头，心中不能产生。这样即使有低毁的人，也将没有所依赖的。
墨子的意思是说，大凡做事都要有其根本。对于土人来说，品行是其根本。君子明察左右人的善行以借鉴，看见品行较差的人即反省自己，因此自己的品行就可以修正。不听谗言，不说恶语，不存害人之心，虽有恶人影响，也不会起作用。墨子之意在于君子要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修身。这是在讲修身的必要性。《修身》篇义云："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其意为意志不坚强的人智力就不会发达，出言不守信用的人行事就不会成功。拥有钱财不能分给他人者，不值得与其交友；不能忠实坚持为人之道、不能广博认识事物、不能明察是非者，不值得与其同游。《修身》篇还说："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故其文意为，"源头混浊，水流不能清澈；行为无信，名声必然败坏。"墨子在此着力强调君子修身的重要性。人在社会上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从修身做起，必须要铸就高尚的品行。这才是一切事业的起点。此外，墨子还在《所染》篇中强调朋友的优劣对人的影响。
《兼爱中》云："于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其意为，仁义之士所要做的事，必然是兴盛天下人的利益，消除天下人的危
害，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就也是说，君子要兴盛天下人的公利，消除天下人的公害。
《经上八》又云："义，利也。"可见，墨子所言的"兴天下之利"，就是要兴天下之正义或公义。为此，仁人君子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正义感。这也是君了为人的根本
原则之所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谓这一含义的延伸。
面对当时社会上"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许之谋愚、贵之敖贱"（《兼爱下》）的弱肉强食的丑恶现象，墨子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其意思是，
用所有的人都相互爱护同时相互给予利益的方法来改变丑恶的时弊。墨子认为"做有利他人之事，并不意味着只利于他人，其实利益是相互的，因而决不可做牺牲他人的事情。牺牲他
人利益的同时亦将损害自己。……只有人们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把个人利益建立在整体利益之中，并把两者糅和在一起，才能实现富国安民之愿望。"墨子将个人利益建立在整体利
益之中这一思想是非常卓越的，因为离开了整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整体利益至上，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社会利益至上。
《兼爱中》二："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现其身。'"其意即"兼相爱交相利"如何做呢？那就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好象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别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别人的身体就象看自己的身体一样。墨子在此提出了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一换位原则，"视人若己"，就是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可以避免误解、消除冲突。
实现"兼相爱交相利"，才能"诸侯相爱则下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
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中》）就是说，诸侯因相爱不再恶战了，家主因为相爱不再相篡夺，
人人相爱不再相残害；君臣因相爱而仁惠忠诚，父子因相爱而慈爱孝顺，兄弟因相爱而和谐协调。大下人都相爱，强者就不会控制弱者，人众就不会掠夺人少的，富裕的就不会欺侮贫
穷的，尊贵的就不会傲视低贱的，狡诈的就不会欺骗愚昧的。天一所有的祸害、篡夺、埋怨、愤恨等可以使其不再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出现了，因此仁人之士赞誉它。
可见，只有"兼爱交利"，社会上的一切祸患之源才得以消除；只有"兼爱交利"，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协调的群体组织。中国人注重维持和谐的局面，维护整体的利益，
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墨子晚一百年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也是强调了民本与人
和的重要性，无疑也体现了墨子思想的影响。"交相利"就是互相给予对方利益，就是利他人、为他人。在墨子那里，"'为人'是'人为'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人为'所考虑的角度、所瞄准的方向、所遵循的规范。"其深刻含义就是人的行为要利于人民、利于国家。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日本的池田大作认为"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所推崇的日
本企业文化，正是墨子这一思想的再现与复活，这对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无疑具有较大的作用。所以企业可以根据墨子思想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兼相爱交相利"也是人际交往中的重
要原则--一尊重、互惠的体现。
通常，将任何以人为中心的学说称为"人本主义"，而在哲学上，通常指抽去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把人仅仅看作一种生物的人学说，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费尔巴哈。所
谓人本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展开的一切活动。正因为墨子要求管理者爱护部下，为其着想，所以能充分调动
部下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墨子从修身，到爱他人、利他人、为他人。终究其实质，是提出了管理学的"人本管理"思想。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梅奥（Mayor）等人的霍桑（Hawthrone）
实验后，才开始注重人的感情，尊重的需要，重视人的价值等。这已经比墨子晚了约二千多年了。
《论语·里仁》中说："君了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意思是说，君子对于"义"很明白并且看重，而小人对于"利"很明白并且看重。墨子的义利相统一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扬弃，
克服了君子只讲"义"不讲"利"的虚伪性，从而勇敢地正规"利"，使"义"、"利"二者从对立走向了和谐统一。墨子的义利相统一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伦理思想，这对于当代的管理实践极富借鉴意义。管理者对下属应该讲究"义利统一"，不能只空有口头上的表彰与承诺；上司对下属的嘉奖也应该精神与物质两者并重齐举。
二、尚贤使能
墨子对于贤能人才的价值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亲土》篇云："入国而不存其土，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
未曾有也。"意思是说，到一个国家主政却不能蓄纳贤土，那就要亡国了。发现贤人却不急于举用，贤人就会怠慢其国君。没有贤才就不能处理危难，没有贤才就不能与之谋虑国事。 怠慢贤才、忘记良土，而能使其国家保存的事，从未有过。贤人对于国家是如此重要，对于竞争日趋激烈的企业，又何尝个是这样呢？《尚贤上》篇云："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已。"意思是说，若国家拥有众多贤良人土，那么国家的治理就厚实、稳固；若国家拥有的贤良人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理就薄弱、动荡。因此人人的首要任务，是使贤良人士增多。墨子在此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即国家必须由贤良人士来治理。接着，墨子通过列举"善射御之士"之例，说明了国家获得贤良人士的方法，"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平，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土，亦将可得而众也。"就是说，欲使其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士增多，就必定要使其富裕、高贵、受尊敬、受赞誉，然后国内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士将可以获得并且增多。况且又有贤良人士，德行厚重，言谈思辨，道术广博，这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佐，也必将使其变得富裕、升得高贵，受到尊敬、获到赞誉。然后国内的贤良之土也将可以得到并且会增多。
可见，墨子重视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其实这决定着一个组织的命运。一些发达国家及其企业重视贤能人才，不惜重金吸引与聘请贤人，为国家注入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本，为经
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在美国微软公司，发现和选聘最优秀的人才是其首要任务。比尔·盖茨认为微软公司的成功是"聘用了一批精明强干的人。"其实，这不过是充分证实了墨子的尚贤思想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罢了。
《尚贤上》又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宫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其意思是，所以古代圣贤帝王施政，安排位置给品德高尚的人，崇尚贤能的人，即使在农民、工匠或商人之中，有能力的就举荐，给予其高爵位，重赐其厚俸禄，任用其以政事，断定给其政令。并且说，爵位不较高，则百姓不敬重，俸禄不丰厚，则百姓不信任，政令不专断，则百姓不畏惧。将此三者授予贤能人士，不是为了赏赐贤能，而是要其事业成功。所以在这时，按德行列位次，以官职为国家服务，按劳动绩效确定奖赏，按照功勋分给俸禄。因此做官的不会经常富贵，而百姓也不会终身贫贱，有才能的就举荐之，没有能力的就撤下之，举荐要讲公义，回避私人恩怨。这就是墨子所说的意思。其实，墨子所说的"爵"、"令"、"禄"用当今之通俗语言讲就是职、权、利三者,若要重用贤人，却又不赐此三者，即使是再贤的人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墨子还说："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人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意即为官者得意时， 贤士不可不举用；不得意时，贤士不可不举用；崇尚贤人，是施政治理的根本所在。可见，墨子所崇尚的是精英开明治理。虽然"儒家也主张选贤举能，但他们的贤能范围只限于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 不包括'小人'或'野人'，而墨子则把贤能的范围扩入到'贱人'阶级。"可见, 墨子的选贤是没有范围限制的。墨子在论及选贤时还强调要做到三个注意点，即："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尚贤中》）但是,如果管理者不肖，就应当"仰而废之, 费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这些对于当今人事管理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用人时重裙带关系,职务只能升而不能降，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只有打破这些陈旧的思想，大胆地选拔任用贤能之人，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才能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墨子对起用贤人还提出了任前试用、任上监督、任后评论制。 其一，墨子强调"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这些都是"慎予官"的体现，其实就是任前的考察与试用；其二，《亲上》篇云："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之下。"意思是说，君主必须要有敢于谏停的大臣，上司必须要有敢于提出反论的部下。《尚同上》云："闻喜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意即，听到好的与不好的，都要报告上司。上司有过错就要规劝他，下面有好的（人、事、卞意等）就要接近上司推荐之。如果任上不得力，或管理出现严重失误，就应当"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其实，这是一种严格的任上监督制度。其三，《尚贤中》云："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万民从而誉之曰'圣土'，至今不已。……若音者三代暴王纣、幽、厉者是也。……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
已。"这其实就是任后评论制。
墨子还强调因人之才、合理分工，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节用中》云："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耕柱》篇云："警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