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归隐的各方面资料
「终南捷径」的故事,藉古读书人「入仕」与「归隐」上的种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折射出古代文人思想、道德追求的矛盾心理。「归隐」文化足以反映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史的弊端。
如果说,儒家为个体提供的更多是一套积极入世、治世之术,出世不过是其入世受阻后设计的一条解脱之路的话,那麼,道家则为个体提供了一套出世、解脱,即人的安心置身之道。这样,读书人生就有了看似截然不同,实则相互补充的两条价值实现之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优先的正当性;「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邦无道」卷而怀之,也是具有正当性的。这样中国文化便为原本对立观念的融会统一提供了根据,为个体建构起一套狡黠、自私的生存哲学和价值伦理。
尽管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老子李耳的青牛出关,给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远的感觉。但是,「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正道,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更向往的还是入仕。表面看,「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两大出路,隐则「独善其身」,据道德之制高点;仕则「兼济天下」,展济世之雄才伟略。其实,隐为虚,乃谋仕之术,是不得仕的无奈;而仕为实,乃目标之路,是济世展才、名利双收的人生追求。
像赫赫有名的大隐士陶渊明先生,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在其诗文中,对入仕与归隐,翻三覆四地进行自我辩白,对功名欲求还罢,欲说还休。其实,老先生内心更多的依然是崇尚「学而优则仕」,心中念念不忘的仍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仕途中又无奈官场的虚伪、倾轧、无聊,酒不能畅饮,「腰」却需常「折」,确与自傲懒散的天性相悖,以至虽身在朝廷,心却在野,最后,在鱼与熊掌的艰难取舍中,终於选了归隐,彻底忘情山水之中。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尚有几分真性情的话,那更多的隐士就是在玩以「隐」求「仕」,欲求先舍,待价而沽的把戏了。对他们来讲,「隐」成了手段,成了饵料,成了抬高身价的本钱;而「仕」才是目的,才是日夜梦寐以求的果实。 历史上却也有不少是为仕而隐的不学无术之徒,人前摆空架子,作清高状;人后不顾人格,媚官求爵—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明代陈眉公。其实,早有人看穿而讥之为「功名捷径在烟霞」,陆放翁则更以诗侃之曰:「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需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至今。」似乎对所有的隐士都提出了质疑,这或许也是归隐之举消亡遭遗弃的一个原因?
回顾中国文化的「归隐」传统,似乎是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历史发展到今天,随著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异,传统的归隐观念己完全不适时宜。今日中国,西方文化的竞争意识深入到所有知识阶层,自命清高却不展示其能力者是难有机会的。当今人们重视的是竞争法则、市场法则,唯有竞争才能生存,唯有竞争才能体现个人价值,而竞争则必须像争艳斗丽的花朵那样毫无顾惜、毫无保留,拚命去展示本身的能耐与魅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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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古代没有现在的户口,也没有现在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所以当一个人厌倦了社会,厌倦了生活就归隐山林。这在古代是很平常的现象。
关于古代的归隐,有很多种原因,但是我们看得最多的听得最多的也就是从官场归隐,以及名人的归隐。
古代官场归隐派的人又可以分为一种是卸甲归田的还有一种是厌倦官场的黑暗的。
厌倦官场黑暗的代表人物是陶渊明,但是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陶渊明在归隐山林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人登门拜访,名气越大。
历史上归隐山林以致湮没无闻者数不胜数,缘何陶渊明名垂青史收万众敬仰。我感觉这主要与他的成就分不开的。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绝对是东晋历史上的一朵奇葩,自成风格,清新脱俗,如潺潺流水,又如馥郁芬芳,沁人心脾,渗入骨髓。不过陶渊明的卓越成就和他横溢的才华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大人们认可,等他死后才被人们所接受,推崇,直到现在万古流芳。所以,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会放光的。这并非作秀,这是一种人格操守,这是心灵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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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隐的代表人物
刘伯温
公元1368年,明太祖在南京登基称帝,正式建立大明皇朝,改元"洪武"。为朱氏最后平定天下、开创朱明皇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基,作为开国元勋之一,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为了表彰刘伯温的特殊贡献和巨大功勋,明太祖还下诏免加刘伯温家乡青田县的租税。这是处州地区惟一不加税的一个县。不久又追封刘伯温的祖父、父亲为永喜郡公。
洪武三年(1370年),刘伯温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受"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称号,赐封诚意伯,食禄241石。至此,刘伯温本人的事业和青田刘氏家族的发展,都如日中天,达到了最辉煌的鼎盛时期。
作为一代军师和智者,刘伯温料事如神,他深知自己平时疾恶如仇,得罪了许多同僚和权贵,同时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选择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1371年)主动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回青田隐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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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的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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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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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归隐的诗句
柳丝柔,莎茵细,数枝红杏,闹出墙围。院宇深,秋千系,好雨初晴东郊媚,
看儿孙月下扶犁。黄尘意外,青山眼里,归去来兮。
-------滕斌〔中吕?普天乐〕《归去来兮四时辞》(一)
〔贺新郎〕奴耕婢织足生涯。随分村疃人情,赛强如宪台风化。趁一溪流水
浮鸥鸭,小桥掩映蒹葭。芦花千顷雪,红树一川霞。长江落日牛羊下。山中宰相,
林外野人家。〔隔尾〕诵诗书教子无闲暇,奉甘旨萱堂到白发。伴辘轳村翁说一会
挺膊子话。闲时节笑咱,醉时节睡咱,今日里无是无非快活煞。
-------孛罗御史〔南吕?一枝花〕《辞官》套曲(节选)
滕斌的《归去来兮四时辞》(一),用绿柳、碧草、红花、游人等寻常景物,写富有人情味的村居生活,衬托急切的归隐之心。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把田园生活描绘的是那么美好,是那么令人向往。孛罗御史的《辞官》,写了他幻想中的农居生活,奴耕婢织、不愁吃穿,在小桥流水、蒹葭苍苍、芦花似雪、红花映霞、牛羊归圈的生活环境中,赏美景,诵诗书,课儿孙,和村民无拘无束的交谈。流露出作者厌恶官场,羡慕田园的心态。后者如:
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
个鹅。闲快活。
------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适意》
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管什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
也跪他也跪恁也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
碎。
-------无名氏〔正宫?塞鸿秋〕《村夫饮》
闲中放牛,天连野草,水接平芜。终朝饱玩江山秀,乐以忘忧。青箬笠西风
渡口,绿蓑衣暮雨沧州。黄昏后,长笛在手,吹破楚天秋。
-------赵显宏〔中吕?满庭芳〕《牧》
关汉卿的《适意》与无名氏的《村夫饮》都是通过尽情饮酒,写出作者想象中适意、任情的村居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没有官场的虚伪,没有读书人的斯文,更没有世俗的繁褥礼节,一切的一切,都撕下了伪装,有的只是尽兴率真,任情适意,透露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与羡慕之情,从而隐约传达出他们隐逸避世的人生观。赵显宏的《牧》,通过写牧人“乐以忘忧”的生活,显示了牧人潇洒的人生态度。其中“青箬笠西风渡口,绿蓑衣暮雨沧州”两句,表面上写牧人任意东西,自在逍遥,实际上是塑造了一个隐者形象。“沧州”一词,古代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杜甫有“吏情更觉沧州远,老大悲伤未拂衣”(《曲江对酒》)的诗句,作品暗用其句意,婉转含蓄地表达了隐逸之意。
弃了官,辞了朝,归去来
隐逸散曲第三种表达方式是描写官场险恶,直言仕途坎坷,表达归隐之叹。“书会才人”散曲家的这类作品,因为他们没有官场生活的经历,所以,他们作品中所描写的官场情形,是他们主观想象的产物,只不过借助想象的官场,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抒发隐逸生活的乐趣。如乔吉的〔南吕?玉交枝〕《失题》:
青春空过,早两鬓秋霜渐多。运筹帷幄簪笔坐,费心如安乐窝。黄尘黑海万丈
波,绿袍槐简千家货。算世人难蹬脱,脱这金枷玉锁。问小哥,你省么?拍手笑呵
呵。穿袖衫调傀儡,搭套项推沉磨。我如今得空便都参破,得清闲才是我。
乔吉一生,穷困潦倒,根本没有出仕的机会,作品形象把当官说成是“金枷玉锁”,做官的人,就像是任人摆弄的傀儡和供人驱使的推磨牲畜,这些认识完全是感性化的,对于官场的明争暗斗、如履薄冰,显然没有官宦学者们写得深刻。作者就是通过对官场感性的描述,以此来否定追求功名的为官之路,表达自己林泉之志。
山居秋暝?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关于归隐(之一)_诗歌_读书频道_红袖读书
msn.hongxiu.com/a/a/00797/796430.shtml
郑板桥 晚年归隐乡园
谢灵运 南朝宋诗人
王维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一生不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