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文“一国两制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国两制”实施中的若干宪法问题浅析

1997年7月香港回归，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国两制”开始真正实施。两年多来，总的来说，“一国两制”和相应的两部宪法性特别法即香港和澳门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注：对两部基本法在整个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定性，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主张两部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属于基本法律。但是我认为这不足以描述两部基本法的特殊性，因此我原来把他们定性为“宪法特别法”。在编辑本文时，童之伟先生提出最好叫做“宪法性特别法”。我觉得这个定性非常恰当。）的运作是很成功的，当然也产生了一些宪法和法律上的难题，这篇文章将就这个题目展开论述，探讨“一国两制”在实施中给中国宪法的理论和实践提出的一些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是“一国两制”之下的法律解释问题、违宪审查问题和宪法在特区的适用问题等，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一国两制”实施中的宪法和法律解释问题

在实行“一国两制”情况下中国宪法遇到的各种问题，应该说处理起来都不难，只需给特别行政区例外或由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即可。但是在法律解释问题上，中国宪法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一国”和“两制”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对两地法律界专业技能的真正考验。

（一）两地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

中国宪法把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内地实行的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即“立法解释”制度。立法机关的解释是最终的权威解释，不仅一切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和执行，而且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也必须依据有关解释来判案。此外，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有疑问，可以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解释，这种解释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这种司法解释其范围只限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这种解释不得违背法律、法令的原意。相对于立法解释来说，司法解释是辅助性的，前者是主要的。（注：参见张志铭：《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载梁治平：《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尽管如此，立法解释在中国运用得并不多，宪法性的解释更是鲜有。但是，在“一国两制”下，宪法性的解释却被频繁地运用。这是我国宪政制度很大的发展。

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律的解释权属于法院。在这种制度下，法律制定出来后，立法机关就不再有发言权，法律的命运就掌握在法院的手里。由于实行严格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如果需要解释法律，是不会征求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意见的。如果立法机关对法院的解释有意见，可以修改乃至废除或重新制定有关法律，而不会解释法律。这就是普通法下的法律解释制度。尽管在英国统治之下，香港的法院所享有的法律解释权是有限的，但是，其基本精神与其他普通法地区的制度是一样的。基于香港特殊的情况，回归后，这种法律解释制度被保留下来了。这里探讨一下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二）“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解释制度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我国又有大陆法的传统，然而基本法的实施却是在实行普通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处理基本法的解释问题时，立法者面临两难的境地，既要考虑到中国内地的法律解释制度，又要考虑香港普通法体制下的法律解释制度。最后折衷的结果就是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即根据宪法的规定，像中国所有其他法律一样，特区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就与内地的法律解释制度统一起来，体现了“一国”的要求。同时也保留香港普通法下的法律解释制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的条款。但如果要解释 的条款有关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那么香港特区法院在对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香港特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可见这是精心设计的很特别的法律解释制度，它把内地由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制度和香港由法院解释法律的制度融合在一起了，从而同时满足了“一国”和“两制”的要求。

（三）“6月26日解释”的个案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99年6月26日应国务院的提议，第一次对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了解释。其起因是香港特区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就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权案件所作的判决的内容与香港特区政府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理解不同。特区政府认为，由于终审法院的有关判决涉及应如何理解基本法的原则性问题，而内地居民进入香港的管理办法还涉及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因此，请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解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最终解决了有关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权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以后在审理有关案件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注：参见《法制日报》1999年6月27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不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对有关案件判决的有关诉讼当事人所获得的香港特区居留权。即这种解释不影响案件双方当事人根据判决所取得的权利和义务，不溯及既往，只对将来发生的事有效力。因此不能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推翻了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的判决。

在普通法体制下，法院的判决可以成为先例，法院以后在处理同类案件时要遵循先前的判决，这就是“遵循先例”原则。但是如果立法机关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制定或修改了法律，改变了法院通过自己的判决就有关问题所确定的制度原则，那么法院以后处理同类案件就必须遵守立法机关制定或修改的法律。这也是普通法的原则，即“制定法优于判例法”的原则，立法取代判例的情况可以发生在任何普通法地区和国家。（注：Peter,Wesley-Smith:The Sources of Hong Kong,Law,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4,P.33.）所以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国务院的要求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无论在大陆法体制下或者普通法体制下，都应该被视为是正常现象。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行为的性质分析

也许有人会说全人大常委会在这里不是立法或者修改法律，而是解释法律。然而由立法机关解释法律不为普通法地区所熟悉，生活在普通法之下的人们对此是没有认识的。实际上1996年和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国籍法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就是内地立法解释很好的例子，但是并没有人对这个立法解释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任何异议。（注：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考虑到香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采取灵活办法，圆满解决了中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带来的难题。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和国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对澳门回归后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也作出了类似的特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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