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影《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刺金时代
一、间离,出戏——真实与虚幻
丹东临死前戏谑地说,很奇怪,我可以说我将要被斩首,我会被斩首,但我却说不了我已经被斩首。时态阻止了表达,语法合理,逻辑正确,可这一切却都将是荒谬的。《黄金时代》开头,我们看见黑白荧幕里,汤唯的特写,她面无表情念着自己的生卒年,在那一刻,我们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我们看见的究竟是谁,是萧红,或者是萧红的鬼魂,或者,根本谁都不是?
《黄金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一方面是纪录片式的;萧红一生认识过的人全体出面,他们在镜头前接受了架空的采访,他们用回忆的口气叙述着他们眼中和记忆里的萧红;然而如果仅此而已,《黄金时代》不过是稀松平常;另一方面在于,这些采访不仅在可行性上就是不存在的荒谬和虚幻,而影片,还进一步将虚幻推到混乱而故作矛盾的境地。“伪纪录片”形式的电影,我记得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演员们面对镜头,打破第四堵墙,但他们的目的是伪装真实;《黄金时代》里,有的人看起来很像“记者”恰巧出现在那里,而更多的人,只会提醒你这样的纪实根本是不存在的。
他们在荧幕前说着未来发生的事情,说着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将为救人而奔走,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死去,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故事都已经落幕。这在戏剧舞台上不足为奇,我们早已适应了演员跳出具体情节,直接面向观众讲述——布莱希特开创了间离,并且将这一手法令人恐惧的发散到戏剧舞台的每一个角落,但这些,却在《黄金时代》里构成了极致的荒谬——纪实和冷静的镜头里,时光倒退着反向行进,所有人仿佛都活着,所有人仿佛都死了;我们仿佛在看一部真实的纪录片,甚至都看见了年老的端木蕻良和萧军接受采访;但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除非有一个上帝,在架空的时空里,集合了所有这些灵魂,展开一场有关萧红的纪念。
当所有的角色走上舞台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考虑他们的真实。我们也许相信,只有他们都死了,他们才有可能以舞台的形式存在——他们首先是文学的,是虚幻的,之后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然而电影从诞生起第一刻,从第一批观众看着飞驰而来的火车惊叫着四处逃散开始,就决定了眼见为实。观念的禁锢终结了影像能够产生刺点的可能,逻辑和真实变成了不可侵犯的法律,唯一能够在法条上戴着镣铐跳舞的方法,就是用故事模糊观众辨别真实的能力。
于是,我们拿《纸牌屋》里的下木总统面对观众的精彩表演来揶揄《黄金时代》“古怪”的间离尝试时,我们忘记了许鞍华根本就没有讲故事。下木总统用独白总结自己的手段,在高速度令人喘不过气的故事节奏中保持观众的关注度和理解;而萧红的朋友们,一个个鬼魅般的经过,用纪录片的新闻镜头沉着脸和我们说话时,我们只感觉荒谬——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纪录片,也不是表演;而是文本的引用,是“引号”被影像化的面影。
文本的引用。这似乎是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学术词汇。但是,《黄金时代》,很多时候就是不该出现在影院里,甚至,不该被当作电影的。
二、影像文本,反电影语法:学术论文
《黄金时代》活该被口诛笔伐,活该三大电影节集体失语,活该票房惨败,活该营销方黔驴技穷。可我在说完这句话时,心态并不是欣欣然的,并非是泄愤的,却是充满敬佩与哀悯的。说许鞍华不会拍电影,这其实不可能;只可惜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惯例,我们能够理解大师们,曾经拍出好电影好故事的人做他们的实验,他们的颠覆是有道理的,是有价值的,而那些没有证明过自己在故事表达上的能力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不过尽管有这层理解在,许鞍华和李樯的勇气依然是令人心生敬意的;或许不是敬佩,因为这简直是一场纯粹理想主义的,行为艺术式的自杀行为;当你用6000万甚至更多的成本,请来了够级别的电影演员,却不是在拍电影,而是交出了一份177分钟以影像作为格式的学术论文时,况且这还不是一篇中规中矩的论文,而是一篇并不正常的解构学文本。
换句话说,单谈电影,《黄金时代》还不如《小时代3:刺金时代》呢。
何为文本?文本有无数的存在形式,我们身边无处不存在文本,文本不仅仅是文字,没有文字的载体同样可以作为文本;《黄金时代》,就是这样的影像文本。它不是电影,甚至连话剧也不是,它是可以清晰看出章节思路的文学研究,是历史事实汇聚起来的织物与交叉游戏,是真正跳跃着的,会流动的文本。吐槽演员们只会朗诵萧红原文的人忽略了他们被所谓的“情绪”所蒙蔽,被“蕴涵”绑架的事实,而看不见文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形式——演员只有放空大脑念出这些文字,文本的魅力才有可能展现出来。换句话说,《黄金时代》简直就是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是罗兰?巴尔特的《S/Z》,是福柯未完成的《性经验史》——总而言之,是一部反传统的,解构主义的,同时无比严肃而真诚的学术研究文本。
《黄金时代》是反电影语法的。好莱坞早为全世界电影设定了一套绝妙的叙事神话模式,这个模式源远流长,就是《伊利亚特》,就是人类对于故事情节最基本也是最深邃的追求。你们说许鞍华和李樯不懂这电影编剧的最基本入门课,我是不信的。我看到的是固执,不是感情的固执,而是学术的固执:最简单的例子,萧红在香港去世,电影中从端木争吵后离开,到病床上遭遇炮击,到手术台上坚持签字,到第一次转院,到回光返照喝汤,一直有无数回肠荡气的情节性笼罩在这里,选择任何一个情节触发点完成萧红去世的结局,都宛若史诗——然而许鞍华和李樯选择了史实,选择了历史——萧红在第三次转院时独自一人死去,没有故事,没有铺垫,她突然死了,死得毫无高潮,死得令人疲倦厌烦,尤其是在结局已经为观众熟知注定,时长已经来到三个小时的时刻;从观影角度看,她甚至早该死了,拖到现在简直是一种反电影,笨拙愚蠢的行为——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学术不是戏剧。
不仅仅如此。我们津津乐道的萧红人生中的转折与变故,当我们饶有兴味的期待许鞍华给我们一个电影解读时,比如在上海萧红萧军的关系裂痕,呈现在荧幕上的居然是白朗和罗烽以研究文学史的口气对观众说道,此处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知。——至此,我们再也不能幻想《黄金时代》是一部电影了,它根本就是一部文学史著作;那些“被采访者”出现在荧幕上时,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引号”,一个“脚注”,一个不知从哪里摘抄来的资料引用。而关键在于,它又不是纪实的,那些被“引用”的作家根本没有说过这些话,这一切都是一场专属于作者自己,专属于文本的自我嬉戏——这场嬉戏,在讲述萧红萧军分手缘由一场中,又彻底用一种颠覆式的戏剧化再现手法,彻底坐实了文本的狂欢式嬉闹;端木说的,萧军说的,以及萧红说的,三场自我矛盾的戏被揉在一起,根本不在乎对比,不在乎矛盾,不在乎逻辑,只在乎存在,以及存在造成的悖论和自我消解。
这是一部影像格式的学术研究文本,名字或许应该叫作《萧红生平的口述史研究》,出自一名解构主义学者,平生最擅长的,就是用文本模糊一切意义,然后自嗨到失去意识。可观众呢?可电影观众呢?他们都被抛弃了。不能指责我们的市场和观众抛弃了《黄金时代》,而是《黄金时代》主动抛弃了他们的受众;文艺青年走开,学术青年进来——对了,那些传统学术青老年也走开,我只要那些“不负责任的”,“解读过度的”,“展现自己而不是研究作者本身的”。
三、什么时代,谁的黄金时代?
我们的问题其实是,作为一部学术研究文本,你说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电影的营销方恐怕已经绞尽脑汁,黔驴技穷了,以至于他们居然在电影海报上打出了跟卖房地产水平差不离的“自由”体文案,为天下一笑。
“这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是王二和陈清扬。
“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这才是萧红。
然而我们却总以为,营销方这么以为,看电影的人这么以为,不看电影的人也这么以为;可萧红和王二是不一样的。萧红总是迟疑的,总是被动的;但是这种被动,却又是建立在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短暂时光是她的“黄金时代”,而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家来说,却都根本没有到来。
这就是这部电影在表意上最大的吊诡——我们来到电影院,文化研究者们来到电影院,都是从最内心就认同了营销方构建的神话模式:民国,那个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傲人风骨的,文化气息浓重的黄金时代。可是许鞍华是这么说的吗?不是。她本质上用了一种极其女性化的视角,和官方意识形态达成了诡异的一致:那个“黄金时代”,至少在萧红的一生中,很少,或许根本没有到来。本片的政治倾向又红又专,令人难以置信是香港导演所为,丁玲、萧军、胡风这一批作家在政治上的风波被完全忽略,乃至于美化,但这些忽略并不是被迫的,只不过因为不是重点而已;重点是萧红,永远是那个没有倾向的萧红。
当你的目的和追求十分简单的时候,往往就是最难满足的时候。萧红说,我只是想有个好的环境,有足够的时间好好写点东西。她一生都没有完成这个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许鞍华是模糊掉了萧红本身作家身份在叙事上的必要性,仅仅赋予其文本意义;而在整体的架构上,萧红却是一个被时代裹挟,不等梦想达成半途殒命的符号,属于他的,属于万千作家的,属于我们心中的“黄金时代”,飘渺而看不见踪迹——而这一切完全不需要到影片的最后才知道,早在影片进行到一半时,就由王志文饰演的鲁迅一语道破。
鲁迅先生在电影里抽着烟说,我们面前的是最深切的绝望,这种绝望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战士们。
然而萧红却根本不是战士,也并非有鲁迅式的绝望。她说她不懂政治,不懂战争,她只会写东西,只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写写东西——或许这才是许鞍华为什么选择她。影片里也不厌其烦地说了,甚至在影片结尾用了三段极其拙劣的纪录采访(这三段拙劣的,“真纪录片”式的片段严重破坏了全片出色的伪纪录片风格)去加重描述这点——唯一一个在抗战时期,不去写抗日救亡题材文学的萧红,以一部反时代的《呼兰河传》,最终超越了时代,成为了那个对立于萧军,端木蕻良这些时代牺牲品的超越者。
萧红的珍贵在于,她是反时代的,她是个多么矫情敏感单纯白纸一样的灵魂啊,时代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她存在只为了写作和她的文字,仅此而已。而所谓的“黄金时代”,不仅对于萧红来说并不存在,对于所有的作家来说,对于那些被时代裹挟,被时代身不由己,或者主动选择时代的作家而言,同样不过是一个心上的乌托邦。
归根到底,当睿智的人说,萧红的故事有什么好拍的,萧红有什么资格代表那个时代时,我们也许忘记了,恐怕许鞍华和李樯选择萧红,选择“黄金时代”这个名字,首先是因为萧红不代表时代,其次,那个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是“黄金”的,而只是一个吞噬人生的不仁上帝——当然这一切,许鞍华表现得好不好,说得对不对,这层意义能不能被理解,众说纷纭。对我来说,她做了很多,但是没有做好;很难,或许永远也做不好;但至少有一点,她做的不是观众们期待的,那么她怎么做,都不会让观众满意。
在众多我对《黄金时代》的遗憾里,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看到那个我心目中的呼兰河。对于《黄金时代》这样的学术文本来说,呼兰河的意义不在于本身那苍凉而心颤的美,而在于它不与时代合作的人性之光、那颠覆史册的文学史意义。
但我们还记得《呼兰河传》的结尾吗?录在这里,作为文章的结束,不要有任何的感情和预设,我们静静的看着这个文本。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