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张汤是"酷吏"

一、三岁看小五岁看老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平顶山学院历史学博士郝二旭在接受采访时说，“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约为汉景帝中期人，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中国民间谚语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之说。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

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段话的意思是：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打张汤，体罚儿子。”郝二旭解释说，“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受了委屈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

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此情景“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看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二、飞黄腾达位列三公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郝二旭说，“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著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陈皇后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皇后被废。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合作，赵禹是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二人***同制定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律令的***同特点是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三、落井下石制造冤案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郝二旭分析说，“张汤为人多诈，即使内心不满意，表面还要做足工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尽管他为官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赋予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地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

位列三公后，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汉匈间长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消除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

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全国被搞得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被逼自杀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郝二旭分析说。

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急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

位居“三公”的张汤在权贵们的合力构陷下，被逼自尽，死后全部家产不过500金。这是他为官一生的俸禄加上皇帝的赏赐。下葬时，张家仅以牛车送至地头，有棺无椁，这在当时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