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时期的激励制度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杰出的皇帝。他恢复了中原主要地区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长达200年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战乱局面。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减轻徭役，赋税专收，以法治国，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澄清吏治，劝奖农桑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发奋图强，励精图治，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不仅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使宋初的社会经济迅速呈现蒸蒸日上的喜人局面。

　单就这些，赵匡胤和很多个开创新帝国的皇帝类似，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皇帝，但是仅这样评价还不够。赵匡胤是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长远的重大影响和贡献的皇帝，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位君王对于历史发展有着极深远的、长远的正面影响，不只是影响了几代人或几百年，而要更长。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其中一员，他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文官体制，是历史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自从汉朝开始了‘察举’从基层举荐人才形成制度，以及后来的九品中正、科举等方式，已经可以使官员中的大部分是读过些书的人，但是这不能称之为文官体制，因为，最重要的不在于人数比例，而在于皇帝一人之下的最高掌权人是什么样的人。一般说来，这些人对于国策的确立及对掌实权的中高级官员的任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而也就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权，可极大的影响国家的命运。即使中下级官吏中读书人占了多数，对国策的影响也极为有限。

　在宋朝之前，这个能极大影响国家命运的人可能是读过书的人，但也可能是外戚、武将、宗室、宦官等。

　下面举一些掌大权而造成极大混乱，造成中华民族极大痛苦、乃到倒退的人物：

　秦赵高（宦官）、西汉王莽（外戚）、东汉的宦官、外戚、董卓（武将）、西晋的宗室、唐杨国忠（外戚）、安禄山（武将），宦官及朱温（武将），南北朝时就不一一列举了，武将及宗室造成混乱及改朝换代的更多。

　当然也不是说武将、外戚等当政就一定不好，如曹参、周勃、李靖、徐世绩等武将为相国，霍光、长孙无忌等外戚掌大权等等。但是，让这些好的将军、外戚等有掌权的机会，也就有让前面所说的那些造成极坏局面的人物登上权力的顶峰的可能。

　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官执掌国家管理权，渐成为趋势。在中国确立这种文官掌权的体制的就是赵匡胤。

　虽然赵匡胤取代后周不是通过战争，但在拥戴和确保他当皇帝而立功的人中就有一些武将，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有一批打了不少仗、功勋卓著的将军们。何况赵匡胤本人就是纯正的武将出身，可贵的是，他坚定的推行了文官体制。

　在建国伊始，就通过‘杯酒释兵权’，以优厚俸禄为条件，解除了一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的兵权。把一些在他夺取政权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将领‘恭送’出权力中心。主要可能是防止他们再玩‘黄袍加身’的把戏，但也断绝了这些宿将掌控大权的可能性。

　然后他就规定“宰相须用读书人”。虽然这是因前蜀曾用乾德年号，而发的感慨，实际上可能是他心中早就有须用文人为相而借机说出的。定年号这类事，常由翰林学士之类的读书人提出，再由皇帝和高官们确定，出错了，首先是那些读书人的责任。

　宋太祖一朝，除宰相，掌管财政的三司（铁盐、度支、户部）使都用文人外，就连军事行政最高长官、“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的枢密使也基本上用文人。

　赵匡胤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等一系列举措作为保证，确立了读书人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也保证了文官体制的推行。（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始于武则天，成为制度常式，则从赵匡胤始。）

　这样就不止为在宋朝奠定了文官体系的基础，此后在中国基本上再也没有给臣下利用手中的权势篡夺政权而造成极大混乱的机会。

　在赵匡胤时期，并没有对武将的歧视，武将领兵打仗镇守边疆，能对武将作到用人不疑，这在拙文《赵匡胤和宋朝军力孱弱并无直接关系》（/thread-1906488-1-1.html）中已经说明。

　他确立了宋朝的相对较宽松的言论环境，在誓碑中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的说法，且宋代后来的皇帝也大体上也遵守，使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因而对于文官体制有着保障的作用。

　文官体制几乎是所有的现代国家所***有的。赵匡胤这一首创不只是在中国历史是最早的，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先行者。

　一个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在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将军们难免在统治层中占据要职，这是很自然的。例如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原就是总司令。但后来，很多重要职务是不能由现役军人担任的。二战时的盟军总司令五星上将艾森豪维尔为了竞选总统，退出了军界，先去当大学校长。

　赵匡胤还开创了一个重视商业的朝代，这在中国古代也是一件大事。

　从宋朝起，有了正常的商税征收。这样，使商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突出出来，成为人们重视商业的物质基础。为了抵制各地官员对商旅欺压，太祖时公布了商税则例，“常税名物，令有司人件析，颁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宋史·食货志）也就是把征收商税的按品种具体规定，不但公布于天下，而且要在官署前张贴，使官民皆能遵守，以法律保证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合法权益。

　设置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其地位略低于宰相（同中书门平章事）及枢密使，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其中‘盐铁司’中专设‘商税案’掌管工商收入。

　为了增加流动性，大量铸钱。在赵匡胤时就已经开始扩充货币，以后增到年五百万贯的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二百七十六年所铸之总和。

　在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置‘便钱务’，掌管商人以钱换券事务。商人在此提出申请，纳钱左藏库后领券，凭券在外地各州领钱。

　开宝四年，潘美率大军灭南汉后，即在广州设市舶司，掌管广州之外贸。

　总体来说，宋朝是第一个把商业提高到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一统朝代。如所熟知，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就重农抑制商，刘邦更是歧视商人，“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汉武帝则以算缗告缗打击商人，唐朝时京城有东市和西市，看似繁荣辉煌，实际上是限制商业活动只能在指定地点和一定时间内进行。

　赵匡胤的诸措施为商业活动造成一种较为宽松的大环境，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突出的。虽然后来由于蒙元的破坏，朱明的倒退，宋代经济的繁荣并未能为中国进一步发展起到长远的持久作用。但是他是唯一的重视商业的统一中原的开国皇帝，所以在讲贡献时不能不提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