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根据我国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和预测数据,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上半世纪,人口老龄化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82———200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在这期间,70年代生育率下降对总体年龄结构的作用刚刚开始,因而老龄化的速度不是很快,老龄化的程度也不很高,老年人口从0.77亿增加到1.28亿,老年人口比重从7.63%上升到9.84%,年均上升0.12个百分点,接近老年型的标准。2000———2030年为高速老龄化阶段。在这期间,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因此老龄化速度加快。预计老年人口将从2000年的1.28亿,增加到2030年的3.35亿,年均增长668万。老年人口比重从9.84%上升到21.93%,年均上升0.39个百分点。2030———2050年为高水平人口老龄化阶段。在这期间,老龄化速度开始减慢,老年人口数量增长幅度下降到年均364万。同时,由于少儿人口比例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同时下降,因此老年人口比例从21.93%上升到27.43%,并长期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影响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实现这一战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其中包括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要消除和缓解其不利影响,变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就必须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将导致我国劳动力不足。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础,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较小,甚至小于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就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现象。一旦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回升,而老年人口比重只升不降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现在到2020年呈增长趋势,预计2010年增长到9 268亿人,2020年达到9.345亿人。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2022年以后,将出现递减的趋势,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将分别递减为8.879亿、8.654亿和8.357亿。从1970年起,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70年的53.5%依次提高到2000年的65.1%,预计2010年将达到67 9%。从此以后将逐年下降,2020年、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将分别为64.5%、59.2%、57.0%和55.1%。

上海已在前几年出现了“青年人赤字”,北京到2010年也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出大于进的局面。

2.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供养系数升高,劳动力成本加大。人口老龄化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赡养系数和供养系数上升。我国老年赡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预测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0,到2050年进一步上升为47.5时,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少年儿童抚养系数高,所以总供养系数也高。此后,随着少年儿童抚养系数下降,总供养系数下降,1990年为56.5,预测2010年达到低谷时仅为47.3。随后,少年儿童抚养系数回升,老年赡养系数上升,总供养系数也相应提高。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68.9和81.4,大大超过了当前发达国家的水平(48—55)。由100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70-80个非劳动年龄人口,不但会使社会不堪重负,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离退休人员逐年增多,退休金的支出相应加大。据有关资料表明,1984年全国离退休人员总数1478万人,1990年为2301万人,1997年为3351万人,1999年增加到3727万人。预计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9127万人和10303万人。全国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用总额,1984年为106.1亿元,1997年为2068.3亿元,预计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73219 5亿元和182195.2亿元。

3.人口老龄化将影响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结果是,劳动年龄人口群体中,上年龄劳动者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这种变化在人口统计中叫做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国际上把劳动年龄人口划分为三个部分:15———29岁为年轻劳动力,30———44岁为中年劳动力,45———59岁(或45———64岁)为老年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中,年轻劳动力比重下降,老年劳动力比重上升,称为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一般认为,老年劳动力的体力逐渐衰退,反应不如年轻人快,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自动化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影响就会更大一些。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还不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比较多。在这些行业,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合理的规划、必要可行的措施和多方面的配合。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制定一个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能避免过度人口老龄化的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因此,要制定一个二者兼顾的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实现2005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 5亿人以内的预期目标,需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0.9%以内。从2000年到2010年,如果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由1.2提高到1.8,全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89上升到2.0左右,一方面,城镇人口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胎,避免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同时也可以减缓城镇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另一方面,由于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可以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使2010年的总人口控制在13.74亿以内。2010年以后,农村和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保持不变,总人口在2035年达到峰值年时为15.03亿。此后逐渐下降,到2025年为14.68亿,在人口最大容量16亿之内。按照这—趋势,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将从2025年的2.76‰下降到2030年的0.99‰。同时经验表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人口增长率为2%时,15-59岁的人口比重为55.97%;增长率下降为1%和0时,比重分别上升为57.47%和58.35%。这样就既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减缓老龄化的程度,又能降低供养系数,有利于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要制定扶持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人口老龄化对市场总需求的影响,必然导致市场结构变化。因此,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市场,已成为保持市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途径。国外经验表明,重视老年消费问题,不仅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也是拉动国内需求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国家对发展社会助老服务等要给予经济扶持和政策优惠。2 建立健全老年法律和道德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都将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措施,归根到底要体现为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虽然1996年已颁布《中华人民***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有关老年的法制建设还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些涉老的民事纠纷方面,缺乏专项法律和法规依据。要切实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我们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社会救济法、家庭赡养法、社区服务法、老年福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保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要建立和完善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针对我国经济尚不发达,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来势猛、超前于经济发展等特点,我们应建立—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家庭养老与社区助老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由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组成,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宜采用现收现付与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账户储存积累,多征集一部分保险费为积累基金,为21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退休金剧增作准备。这样既能保障近期内老年人的经济生活,又能缓解未来的压力。同时要大力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因为协调代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既要靠法制、法律的支持,又离不开精神文明和道德的保证。为此,要加强敬老、养老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3.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标志。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基于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的消失,特别是继石油危机而出现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保障制度速入困境,从而使所有发达国家出现了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困难局面。据国际劳工局的研究报告认为:出现社会保障危机的主要起因不是领取养老金者持续增加,也不是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缓慢和失业问题严重。社会保障的危机不是社会保障结构的危机,而是经济基础由于营运不良而受到侵蚀造成的。如果经济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社会福利的支出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更需要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以增强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对此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解决“老有所养”的根本出路也在于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增强综合国力。

4.充分利用老年人力、人才资源,变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要加快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让更多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使老年人的潜力得以发挥。如果说当前中国劳动力比较富裕的话,那么20年后这一优势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一是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二是可以为国家多增创财富,三是可以变—部分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变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要加强老年学研究,发展老年教育,实现,健康老龄化,对我国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新事物,因此在制定老龄政策,开展老龄工作,发展老年教育,培训老龄工作者,处理代际关系,以及实现健康老龄化等方面,都急需老年学理论的参考和指导。为此我们必须加强老年学研究,才能为实现人口老龄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创造有利的条件。

文章出处:《天府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