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协议惹出祸，创业者不仅被投资人赶出公司，还要倒赔3000万？
如今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其中也不乏特别亮眼的独角兽，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是蜂拥而至，投资人与创业者签订的投资协议也是五花八门。
这不，杭州雷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雷龙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在接受投资的时候就一不小心落入了"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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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郭建创业成立了雷龙公司，与于任远分别占股45%，剩下的10%给员工。主要产品是学生贷，一个为大学生提供网络借款购机的平台，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基于互联网的P2P信用借贷服务平台。
2013年12月18日，杭州科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为"杭州科发"）以投资1300万元入股雷龙公司，其中11.1111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剩余1288.8889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占注册资本的10%。
2014年1月17日，雷龙公司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于任远，注册资本为111.1111万，实收资本111.1111万，增加原告为股东（11.1111万），郭建为董事兼总经理等等。
2014年3月5日，于任远、郭建与杭州科发签订对赌协议，当雷龙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前未能成功上市，或者上市存在实质性障碍而无法上市，杭州科发有权（并非义务）要求于任远、郭建回购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A、B值之间的孰高者：A=2600万元+杭州科发所占股比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公司累计净利润-累计分红；B=2600万元 （1+n*10%）-累计分红（其中：n=投资年数，投资年数按照杭州科发实际投资天数除以365计算）。同时，杭州科发约定了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以及郭建和于任远的股份限售权。
接下来，雷龙公司两位创始人于任远、郭建开始出现重大分歧，杭州科发也趁机发难，上演了公司控制权争夺的年度大戏：
ROUND 1
2014年5月，于任远要切割大半员工去发展其独立业务，郭建坚决不同意，双方矛盾开始激化，而杭州科发则趁郭建出差空档，拿走了雷龙公司的公章，导致郭建难以做出经营决策，总经理职位有名无实。第一回合：杭州科发胜。
ROUND 2
2014年11月2日的董事会上，于任远和陈晓锋要求郭建辞去总经理职务，由于任远担任。郭建认为，由于对方掌握了公章以及绝对控股权，无可奈何只能辞去总经理。关于此前签署的对赌协议，郭建信任杭州科发，并没签订书面的对赌协议退出文件。最终郭建同意以净资产的价格，即200多万元将持有的全部股权（13.96%）转让给于任远，退出公司。第二回合：杭州科发胜。
ROUND 3
2018年12月13日，杭州科发起诉于任远、郭建，最终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于任远、郭建于支付杭州科发股权回购款38,294,794.5元，并自2018年12月4日起以26,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支付股权回购款至付清之日。2019年4月2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尘埃落定，于任远、郭建需要支付杭州科发3800万元的股权回购款。第三回合：杭州科发胜。
以上这个案例，
明律师怎么看？
你们的老朋友明律师上线啦~
（一）公司控制权
公司控制权与公司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创业者想要保证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必须对公司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进行相关的安排和设计。在一家公司的股权架构设置上，34%、51%和67%是重大的分界线。其中，34%是公司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51%是公司的相对控制权，67%是公司的绝对控制权。郭建设置的投前持股比例：45%、 45%和10%；投资人进入后的投后持股比例为36.5%、33%、20%和10.5%。也就是说，如果创始人想绝对地控制公司，尤其是在创业的开始阶段，不论什么情况，都不能触碰67%的这条线。
退一步讲，如果随着多轮投资人的引进，创始人在不断释放股权的情况下很难保住67%的持股比例，也应该考虑通过设置AB股的方式，保证自己在公司的持续控制权。创业者不想出局，利益分配是表面的，公司控制权才是根本。
（二）公章重要性
最高院在《九民纪要》中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简言之，公章不是"玉玺"，法院是"看人而不是看章"，拿到公章并不意味着取得公司的控制权。
郭建仅因杭州科发掌握了公章，便认为对方掌握公司控制权，从而放弃自己的控制权和经营决策权，是过度夸张公章的重要性，没有采用适当的方式维权。不久前李国庆率大汉夺回当当网公章一事沸沸扬扬，在很多人眼里，公章似乎就代表着公司，控制了公章就等于控制了公司，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依然要根据公司实质上的经营决策权力来判断是否控制公司。
（三）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投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三大问题而设计的，包含了对目标公司进行估值，以设置里程碑事件的方式，通过金钱补偿、股权补偿等手段对目标公司未来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广义上的对赌还包括投资方以IPO、股权回购、并购等机制退出的动态交易协议。
于任远、郭建与杭州科发签订的对赌协议中将自己约定为回购义务主体，同时又约定自己是补偿义务主体，完全没有把回购义务主体和补偿义务主体进行明确区分；此后，在转让股权进行退出的时候，甚至没有签订书面的补偿与回购义务豁免协议，只是听信了对方的口头协议。
而正确的做法是：对赌协议中应明确约定，回购义务的主体应该是发生回购义务时，对公司有掌控力的实控人或者控股股东，至少是仍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其次，如果在签约时没有妥善约定，在退出的时候，也应当以补充协议的方式为退出者约定明确的豁免权；最后，请以书面协议的方式解决回购义务豁免的致命问题，难以取得证明力的"口头承诺"只能"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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