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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文明（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前期）
早期埃及
一、埃及文明的发生
自然环境和居民 埃及位于东北非洲。它北临地中海，东濒红海，南邻努比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西接利比亚。从地理上看，埃及的东西两面均为沙漠，南边有几个大险滩，同外界交往甚难，只有通过东北端的西奈半岛与西亚来往较为方便。所以，古代埃及具有较大的孤立性。
纵贯埃及全境的尼罗河，由发源于非洲中部的白尼罗河和发源于苏丹的青尼罗河汇合而成。流经森林和草原地带的尼罗河，每年7月至11月定期泛滥，浸灌了两岸干旱的土地；含有大量矿物质和腐植质的泥沙随流而下，也在两岸逐渐沉积下来，成为肥沃的黑色土壤。古代埃及人因而称自己的国家为“凯麦特”（意为“黑土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自远古时代起，埃及在地理上就分为狭窄的河谷地区（上埃及）和地势较为开阔、平坦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下埃及）。埃及的河谷地区几乎常年不雨，气候十分干燥，生产和生活用水全靠尼罗河供给。只有北部三角洲地区受地中海季候风影响才降雨。
埃及西部的干旱地区，从前大概是水草丰美而适于居住的。19世纪时，一位名叫布拉肯霍尔恩的德国科学家曾根据埃及西部沙漠中存在大量古代的砾石而推测，那里以前可能有一条大河，那些砾石乃是一条古河道。近年来的航空摄影发现，在埃及西南部确有一条古河道的痕迹。人们推测这可能是尼罗河的古河道。可是在冰期以后，这个地区因气候变得干燥而逐渐沙漠化，于是人们逐渐移到现在的尼罗河边来定居。
古代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由讲哈姆语的北非土著和讲塞姆语的来自西亚的人种融合而成的，其语言属于哈姆-塞姆语系。至于他们何时开始融合，则至今尚无定论，不过这种融合显然开始得很早而经历了很长一个历史过程。
从古代埃及留下来的大量雕刻和绘画可以看出，古代埃及人的特征是：高身材，黑头发，低额头，密睫毛，黑眼珠，直鼻子，宽脸型，阔肩膀，黑皮肤，体魄健壮。他们的体形、外貌与古代的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不同，也与古代的亚细亚人不同，而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文明的发生 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它经历了自己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埃及的新石器文化（三角洲西部边缘的梅里姆达文化、中部埃及的法雍文化、塔萨-巴达里文化等）都是农牧业混合型的文化。虽然埃及的农业起源于何时何地尚有争论，但公元前6000—5000年代，其农业文化已相当发达，并已使用铜器，这为其文明的较早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其后的埃及前王朝Ⅰ时期，即涅伽达文化Ⅰ时期（又称阿姆拉特时期，约公元前4000—3500年），埃及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关系的萌芽。在属于这个时期的一些墓穴里发现的陶器上，刻有一些符号；各个墓中都有其自己的统一符号，这大概是其私有权的记号。在这个时期之末，涅伽达地方1610号墓中的一个黑顶陶罐上，发现了作为王权标志之一的红冠形象（以眼镜蛇作为其标志）。在属于涅伽达文化I时期与涅伽达文化Ⅱ时期之交的一个墓中（涅伽达1540号墓）发现的一块陶片上，画着一个象征王衔符号的荷鲁斯鹰神的形象（这也是王权的标志之一）。这说明王权也已萌芽。在狄奥斯波里?帕尔弗，还发现一段城墙的模型，这表明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长，甚至战争的存在。
到前王朝Ⅱ时期，即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又称格尔塞时期，约公元前3500—3100年），在埃及，私有制逐步确立，阶级逐渐形成。从这时的墓葬情况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阶级分化十分激烈。在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两地，发现了与普通人的十分简陋的墓极不相同的画墓。如希拉康波里的画墓，用砖坯砌成，在墓墙上有绘画，其内容是有关战争（水陆战）的场面，可能反映了墓主人（学者们认为可能是国王）生前的某些活动。从格伯林发现的一块纺织品残片上的绘画，也反映了阶级分化的情况。这块纺织品上画了一些船，一些人在划桨，还有一人端坐于其上，此人显系贵族。在蝎王权标头上，国王头戴象征王权的白冠（以鹰为其标志）、腰系牛尾，其形象比普通人高大得多。这时留下来的象牙板上有被捆着双手的战俘的形象，这些战俘将沦为奴隶。在蝎王权标头上，还有奴隶劳动的情景。此权标头上的旗帜上吊着的田凫，学者们认为是表示平民的表意符号。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出现了文字，不过还很原始。
在涅伽达文化Ⅱ后期，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和阶级的形成，在埃及出现了国家。这时的国家很小，人口也不多，埃及人称这种小国家为斯帕特，其象形文字符号为 ，表示一块灌溉渠道交织的土地。在当时的埃及，这样的小国家有若干个。在这些小国家里，有一个以政府机关、王宫、神庙为中心的城市，其象形文字符号为 。它表示城市建在交通要道上，由城墙围护起来，成为一个要塞。反映这个时期存在战争的雕刻和绘画不少，除了上面提到的画墓中的水陆战图外，还有阿拉克出土的象牙刀柄上的水陆战图、战场调色板等。这时，王权已经形成，象蝎王权标头上的蝎王，可能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军事首领，并兼任祭司长，主持祭祀，领导农业，兴修水利。不过，这时埃及国家刚刚形成，贵族的势力必定还很强大，国王的权力大概还要受到贵族的约束，国王还不是专制君主。
在希拉康波里，发现了前王朝末期两个国王蝎王和卡王的文物。关于蝎王，在北方今开罗附近的图拉也发现了有他名字的文物。结合蝎王权标头上的图刻内容，学者们推测，他可能对北方进行过征伐，甚至可能控制了这个地区，这是最早的有关埃及统一的证据。
附：前王朝埃及考古文化表
按：学者们对前王朝时期埃及各文化的年代有不同看法，此表根据霍夫曼《法老前的埃及》一书绘制。见该书第16页。
早王朝时期 据曼涅托（生活于公元前4—3世纪之交的一个埃及祭司）记载，古代埃及国王美尼斯创建了第一王朝，此后，埃及经历了31个王朝（到希腊人征服以前）。近代的埃及学家又将古代埃及历史划分为若干时期，每个时期又包括了曼涅托的若干王朝。其中早王朝时期包括第1—2王朝，时间约为公元前3100—2686年。
据曼涅托记载，美尼斯不仅是第一王朝的建立者，而且是埃及国家的建立者和统一者。他在南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征服了北方的三角洲地区。为了巩固对北方的统治，他在河谷和三角洲交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要塞城市——孟斐斯（原名白城，孟斐斯是希腊人对该城的称呼），其守护神是普塔赫神（世界创造者、艺术和手工业的保护神）。现代考古学未发现有关美尼斯存在的任何物证。因此，现代埃及学家常把有文物证据的纳尔迈或阿哈与美尼斯视为一人，也有的学者怀疑美尼斯存在的真实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希拉康波里、阿卑多斯等地进行的发掘，本世纪30—50年代初在开罗附近尼罗河西岸的萨卡拉进行的发掘，为研究早王朝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物资料。这些资料反映了埃及的统一和君主专制的建立是逐步完成的。
在希拉康波里发现的纳尔迈调色板和纳尔迈权标头，反映了纳尔迈国王对北方三角洲进行过胜利的战争，带回了大批战俘和其他虏获物（包括牛、羊等）。如在纳尔迈权标头上刻着他从北方俘获了12万人、40万头大牲畜和142万头小牲畜。还有一个利比亚贡赋调色板，反映了纳尔迈对利比亚进行过胜利的战争。在纳尔迈调色板的正面，这位国王头戴象征上埃及王权的白冠，在调色板背面，他又戴着象征下埃及王权的红冠，也表示了他对南部和北部的统治权力。但是，纳尔迈实际上并未完成对北方的征服而完全统一整个国家。
在纳尔迈以后的第一王朝其余诸王留下的文物中，有一些是与他们进行过统一战争有关的。例如，阿哈国王的一件文物上刻着俘虏的场面，并有“得到上下埃及”的铭文；阿哈还在三角洲地方建立了一个为舍易斯诺姆所崇拜的涅特女神的神庙。又如，第一王朝第五个国王登统治时期的雕刻中，国王登的头上同时戴着象征上下埃及王权的白冠和红冠，还第一次采用了象征上下埃及王权的双重王衔，他大概是想以此表明他已是上下埃及之王。
但是，直到第二王朝末期，一位名叫哈谢海姆的国王雕像的基座上，还刻着他杀死“北方的敌人47209人”和“48205人”的字样，表明了对北方战争的巨大规模和残酷性。大概他通过这些战争，才最后征服了北方，统一了全国。因此，他的继承者哈谢海姆威（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国王是一个人）才采用了“荷鲁斯和塞特”双重王衔，他的较完整的名字后都附加有“在其中的两个神和睦相处”，这显然意味着埃及传说中的两个部分（以塞特为代表的上埃及和以荷鲁斯为代表的下埃及）的统一。
统一是当时埃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统一使尼罗河成为加强埃及南北交流的纽带，也有利于在更大的规模上利用尼罗河、发展灌溉农业，从而大大促进埃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帕勒摩石碑》中对尼罗河水每年涨水情况的记载就是一个证据。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阶级矛盾的加剧，原来小国寡民的国家机器过于薄弱，已远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在早王朝时期，埃及新设置了许多国家机关。这些新设立的国家机关明显地是以国王为中心的，这表明了王权的逐步加强。君主专制在逐渐形成：王位世袭制出现了，王权神化明显加强了，国王聚敛了大量土地和财富（在国王阿哈的墓中，发现有一个王室地产模型可以为证），组成了王室经济。现代学者一般把第一王朝及其以后的埃及国王称为法老（不过，有的学者认为，严格地说，可能要到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国王才称为法老），即把他们视为专制君主。
早王朝时期出现的马斯塔巴式王墓和贵族墓，明显地反映了君权的扩大以及国家财富的日益集中于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手中。前王朝时期王墓发展的最后形式是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的画墓，这两个地方发现的画墓都只有一个墓室，而且没有地上建筑；但第一王朝时的王墓和贵族墓——马斯塔巴，则不仅在地下有许多个墓室，而且还有地上建筑（其形状如同现代阿拉伯人院子中名叫马斯塔巴的长凳，故名）。马斯塔巴墓中众多的墓室，不仅用以放置国王的尸体，还放置陪葬者的尸体：国王的妻妾、近臣、奴仆，有的多达一二百人。此外，还有用以放置食物、用具、衣服等物的墓室。古代埃及人认为，可以通过魔法使这些东西继续为死者享用。第一王朝一个名叫海马卡的墓占地达1500多平方米，其规模超过了许多国王的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王朝的国王大多有两个墓（一个在阿卑多斯，一个在萨卡拉）。至于何者是真墓，何者是纪念性的假墓，还有不同意见。
二、古王国时期和第一中间期
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时间约为公元前2686—2181年，建都于孟斐斯。金字塔的修建开始于此时期，而且最大的金字塔也修建于此时期，所以，古王国时期又被称为金字塔时期。
古王国时期是古代埃及的奴隶制经济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水利灌溉系统在更大范围内的修建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后代在埃及种植的所有主要作物（如大麦、小麦、亚麻、葡萄、无花果等），在古王国时期都已种植。在农具方面，奴隶主的经济中使用了由两头牛牵引的重犁，这比用简单的木犁耕地要先进得多。从贵族墓中的画里可以看出，农业技术总的来说还很原始，但因尼罗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淤泥十分肥沃，粮食产量仍可供养古王国时期庞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广大的手工业者。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古王国时期埃及的手工业门类已经不少：建筑、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造
船、制陶、酿酒、纺织、艺术手工业等等都很发达。近年来在第五王朝国王乌舍尔卡弗的金字塔入口处发掘出的数百尊青铜雕像表明，古王国时期的手工业水平很高，可能这时埃及已进入青铜时代。金字塔及其附属建筑物（神庙）不仅说明了这时建筑业的高超水平，而且说明了采矿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从西奈地方留下的古王国时期一些国王的名字可以看出，至少在这时，埃及人已到西奈开采铜矿。
以饲养猪、羊、牛、驴为主的畜牧业，在古王国时期的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特别是在水草丰美的三角洲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有着良好的条件。
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古王国时期的国内贸易还处在以物易物的水平上。一个贵族墓中所画的一幅市场上以物易物的情景可以为证。这时留下的一分买卖房屋的契约也是这种情况的例证。手工业者的工资都以实物支付，如油、面包、蔬菜、衣物等，偶尔也付给铜，但不是作为货币，而是如同其他实物一样，这在许多贵族墓中的铭文里皆有提及。对外贸易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或国王常常派出商队到国外去。这种对外贸易往往是同对外掠夺相结合的。
在古王国时期的经济中，王室经济、神庙经济、官僚贵族奴隶主的经济占有极大的比重，可以说是占了支配地位。它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拥有极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他们的经济中，既包括了农业，也包括了手工业、畜牧业、渔业、园艺业等部分，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他们很少需要到市场上去购买物品，同市场绝少联系。
古王国时期的土地占有情况大致如下：国家（包括诺姆）占有的土地、国王占有的土地、神庙占有的土地、官僚贵族占有的土地等。关于小生产者或农村公社的情况，没有直接资料说明。生活于第3—4王朝之交的大官梅腾墓铭文讲到他从“尼苏提乌”（“国王的人们”）那里，用酬金获得200斯塔特耕地（1斯塔特等于2375平方米），人们推测这些尼苏提乌或许是小生产者或公社成员，但因缺乏更多资料，还不能说出什么肯定的意见。
国家（包括诺姆）占有的土地，其收入应是用于行政开支，至于官吏薪金和军队的给养是给予土地，还是发给实物（当时还无货币），尚不得而知。国王的土地用于供养王室家族。神庙土地则既用之于祭祀，也用作祭司的报酬。官僚贵族的土地大致来源于继承、购买、赏赐和新开垦的土地等，其收入基本用于自身消费（除用之于日常的衣食住行外，大量的财富被用之于修建坟墓和祭祀）。资料表明，国家、国王、神庙、官僚贵族等占有大量的土地。《帕勒摩石碑》上记载国王（可能是代表国家）一次就赠给神庙1700多斯塔特耕地；大官梅腾至少拥有260斯塔特耕地；诺马尔赫伊比除自己原来占有的大量土地外，国王还赐给他203斯塔特土地。各类奴隶主占有的土地不一定集中在一处，而是散在各地。为了经营地产、监督和管理劳动者，他们使用了大批的书吏、管家等。
各类奴隶主除了剥削奴隶外，还剥削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其他劳动者，在古王国时期，主要是剥削一种名叫麦尔特的劳动者。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大批劳动者失去土地，或者到奴隶主的土地上去劳动，以领取口粮和衣物等，或租种奴隶主的土地，交租纳税。贵族墓中有农民因交不起租税而被捆绑吊打的情景，可见劳动者的处景十分悲惨。古王国时期的农民还要服劳役和兵役，其负担必定是很沉重的。
古王国时期的君主专制 古王国时期，埃及的君主专制开始确立，这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来。
国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古王国时期，国王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和代表。国王之下有一宰相（现代埃及学家借用阿拉伯语称之为维西尔），主持日常政务，主管行政、司法、经济和宗教事务，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决策权并不在维西尔手中，而是在国王手中。军权也不在维西尔手中。维西尔是由国王任命的，其他高级官吏也是如此。这些官吏都对国王负责，并对国王的宠惠感恩戴德。
国王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古王国时期的国王不仅直接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财富，而且还控制了国家的土地、灌溉系统和对外贸易，一切战利品也都归国王。《帕勒摩石碑》及其他铭文记载了古王国时期国王把土地和劳动力捐赠给神庙，并把土地赠给贵族的情况。国王们甚至可动用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给自己、给自己的亲属修建金字塔。朕即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就是将全国财政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
国王对军队的控制：古王国时期有一支相对来说是强大的军队，这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主要物质力量。这支军队既用之于对内镇压和统治，也用之于对外征战。军队由国王直接统率，战时国王常常御驾亲征，有时虽派人率军远征，也要经常向国王报告情况，或向国王请示。军队大概由常备军和临时征召的部队两部分组成。驻守在边境要塞的多半是常备军。战时临时征召部队，在《大臣乌尼传》中有明确的记载。
国王对司法权力的控制：古代埃及没有法典之类的法律文献传世，虽然在一些资料中提到有法律纸卷、法律皮卷之类，但现代的人们从未见过。在古代埃及，国王的话就是法律。国王可颁布相当于法律的敕令，涉及古王国末期神庙经济的若干敕令保留了下来。古代埃及有两种法庭：世俗法庭和神庙法庭。世俗法庭由维西尔担任最高法官，一般的重大案件由他审理。但国王可插手司法审判，他可越过维西尔自行任命法官审理一些案件，《大臣乌尼传》中就说到国王任命乌尼为法官审理内宫的秘密案件。神庙法庭一般只处理一些不很重要的民事纠纷。
国王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古王国时期地方上的最重要的行政单位是诺姆（州），其行政长官为诺马尔赫（州长）。州长既有世袭的，也有由国王任命的。世袭的州长可能也要在形式上由国王任命或批准。有的人可担任两个诺姆的诺马尔赫。诺马尔赫管理地方行政、统率地方上的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代收国家赋税、管理在该诺姆中的王室经济和国家地产、管理地方神庙事务、维持地方上的灌溉系统等。古王国时期的诺马尔赫多半是地方上的旧贵族，他们在本诺姆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古王国初期，王权还能控制住他们；到古王国末期，君主专制大为削弱，王权要在很多方面依靠他们，从他们中选拔高级官吏，有的地方贵族甚至与国王联姻，担任了维西尔等高级官职。因此，有的诺马尔赫表现了极大的分离主义倾向，他们甚至靠削弱王室经济以自肥。在诺姆与中央政府之间，在第5王朝末设有上埃及官邸，大臣乌尼就担任过上埃及官邸的长官。有的研究者认为，下埃及官邸的设立较晚，可能要到第11王朝时期，但在《大臣乌尼传》中提到过上下埃及各首长、上下埃及的僧侣首长的官职，似乎表明在古王国时也已设立了下埃及官邸。上埃及长官显然是由国王任命的。从乌尼的情况看，其权限包括：代国家征税，战时统率地方上临时征召的军队等等。可能也起代国王监视地方诺马尔赫的作用。
王室家族控制朝政：古王国时期的君主专制不仅表现在国王个人直接控制国家的主要权力，还表现在王室家族控制朝政，高官显宦多为王室家族成员。第4王朝时，维西尔一职多为王子担任，即使到第5—6王朝时，也有王子担任维西尔的。在萨卡拉地方的第5—6王朝时的6个王子墓中，就有一位担任过维西尔；有两人担任过王室事务监督和军队司令官的职务。在古王国末期，王权削弱，地方贵族势力抬头，有的地方贵族担任了维西尔，如第6王朝时一个名叫扎乌的维西尔，原来就是个地方贵族。不过扎乌之所以能担任维西尔之职，可能与他的两个姐妹成了王后有关。
国王对其臣民有无限权威：在古代埃及，国王凌驾于国家之上，一切臣民似乎都成了他的奴仆。臣民见了国王只能吻他脚前的尘土，一位驸马被允许吻国王的脚，就会感到莫大荣幸。第5—6王朝时的一些官吏（如乌尼等人）的铭文中反映的对国王奴颜婢膝的态度，充分说明了当时君臣关系的性质。不过，梅腾墓铭文中反映的第3—4王朝之交的官吏与国王的关系似乎并非如此，第5—6王朝时的亨库和伊比等人的铭文似乎表明地方贵族与国王的关系也并非如此。可能，象乌尼这样的人，是国王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因此，他们对国王的态度同地方贵族有很大的区别。
王权被进一步神化：君主专制利用神权以强化王权、强化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古王国初期及其以前，鹰神荷鲁斯是王权的主要保护神。第4王朝哈佛拉国王的一个雕像，就是由荷鲁斯展开双翅保护着他的头。那时的国王还有一个荷鲁斯名（王衔名）。但是，在古王国时期，对太阳神拉的崇拜逐渐发展起来，并在第5王朝占了上风。据魏斯特卡尔纸草说，第5王朝头三个国王都宣称自己是拉神之子，即拉神的后代。从第3王朝时起，国王的名字被写在一个椭圆形的框子里。这个框子象征的是太阳照耀的区域，也是表示国王受到太阳神的保护。古王国时期，许多国王的名字的末尾都有拉的名字。为了得到神权势力的支持，古王国时期的国王们捐赠给神庙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神化王权既是王权本身的要求，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王权的神化也意味着奴隶主阶级政权的神化。因此，它也为奴隶主阶级所容忍。为此，古代埃及奴隶主豢养了整整一个祭司集团。
金字塔的建造 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国王的坟墓，因其形似汉字的“金”字，中国人称之为“金字塔”。金字塔的建造始于第3王朝第一个国王乔赛尔。当时，他让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伊蒙霍特普为他设计一个坟墓，伊蒙霍特普最初设计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石造马斯塔巴，地点在萨卡拉。但乔赛尔和伊蒙霍特普自己都不满意，觉得不够庄严雄伟。于是伊蒙霍特普便在它上面又加了五个一层比一层小的马斯塔巴，这就成了现在仍可见到的乔赛尔的层级金字塔，它高61.2米，底边东西长123.3米，南北长107.4米。在金字塔的底下有走廊和墓室，在金字塔旁建有祭庙，整个建筑群则用围墙围了起来。
第4王朝第一个国王斯涅弗鲁时，建造了三个金字塔。他的第一座金字塔在麦杜门，原为一个层级金字塔。后来将各层阶梯填平，成为一个角锥体的金字塔；其后，他又命人在达淑尔为其建造一座真正角锥体的金字塔，但由于设计上的误差，建到一半时发现角度太大，不得不改变角度，从而成了一座菱形金字塔，或称弯曲形金字塔。对此，斯涅弗鲁当然不满意，于是他又命人在达淑尔建造了另一座真正角锥体的金字塔。可以说，斯涅弗鲁时期是从层级金字塔向真正角锥体金字塔转变的时期。
最大的金字塔是第4王朝的胡夫国王（希腊人把他叫做齐奥普斯）时修建的，其建筑师是胡夫的兄弟海米昂，地址被选在孟斐斯附近的尼罗河西岸的基泽。该金字塔高146.5米，每边边长约为230米。据说该金字塔用了约230万块大小不等的石头，平均每块重约2.5吨。墓室原建在塔底，后又在塔内的中部建了墓室。此金字塔的入口在塔北面离地面13米处，呈三角形，从而使塔身的重量均匀地散开，不致将通道口压垮。
据希罗多德说，修建胡夫的金字塔***用了30年的时间，头10年是修筑运石头的道路和修建地下墓室，后20年用于修建金字塔本身，每年用工10万人。
在胡夫的金字塔旁，还有该王朝的哈佛拉（希腊人把他叫做齐夫林）和孟卡拉（希腊人把他叫做麦凯林努斯）两个国王的金字塔。在哈佛拉金字塔前不远处有该国王的一个狮身人面像（司芬克斯），高20米左右，长50米左右，用一整块石头雕成，据说其面部是按哈佛拉的像雕成的。古埃及人认为，狮子是进入天国门户的守护者。
在这些金字塔四周，还仆伏着许多贵族的马斯塔巴，这象征性地反映了君主专制对其臣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古代埃及国王为什么要将坟墓修建成金字塔的形式呢？这有两种说法。传统认为，这种坟墓形式是埃及王陵形式自然发展的结果，即从前王朝的画墓，到早王朝的马斯塔巴，到乔赛尔的层级金字塔，最后发展成角锥体的金字塔。英国学者爱德华兹在其《金字塔》一书中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金字塔的修建，与古埃及的宗教崇拜有关。因为，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升天，而层级金字塔的阶梯就是国王灵魂上天的天梯。1954年在胡夫金字塔旁的地下发现的大木船，也是用作运载国王灵魂升天的；而角锥体的金字塔则象征了对太阳神的崇拜，因为金字塔的四条棱线就形似太阳的光芒。他认为，斯涅弗鲁时期是这两种不同的宗教观念的转换时期。
古埃及的金字塔现存约80座，起自第3王朝，止于第二中间期（新王国时期王墓不再用金字塔的形式，而是采用了岩墓的形式）。它们分布于孟斐斯附近尼罗河西岸。
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是古埃及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是金字塔的修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耗费了国家的人力和财力，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削弱了君主专制的实力。希罗多德和狄奥多拉都记载说，人民对修建金字塔满怀愤怒，甚至可能爆发过人民起义。第5王朝就可能是在人民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无怪乎新王朝更加依赖神权势力来维护其统治。
古王国的衰落和第一中间期 古王国末期，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王权更加依赖神权势力和地方贵族。国王们把越来越多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财富给予神庙和地方贵族，豁免神庙的赋税，使神庙和地方贵族的势力更加膨胀，而王权更加速了衰落。第6王朝国王培比二世的长期统治（据说他六岁登基为王，活了一百多岁）后，古王国的统一局面终于不能维持，君主专制也不复存在。第7王朝时，埃及陷入分裂混乱局面。据曼涅托残篇23所记，第7王朝的70个王只统治了70天（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是同时并立，而非互相承袭的）；而据其残篇24，则为5个国王统治了75天。残篇记载的混乱和分歧反映了当时实际局面的混乱。从第7王朝起，埃及实已小国林立，几乎一个诺姆就成了一个小国家。每个诺马尔赫都感到自己是不再受制于人的独立王国的国王，是自己独立城市的统治者。他们往往把地方神的名字放在自己的称号之中。为了扩大自己统治的地盘，他们彼此争战不已，使局势更为混乱。
由于统一局面的不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