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的日本
明治天皇
出生於嘉永五（1852）年9月22日，是孝明天皇的第二皇子。母亲是英照皇太后。但真正的生母是权大纳言中山忠能的女儿，典侍庆子。万延元（1860）年，他被定为储君，并赐名睦仁。庆应二（1866）年12月，也正是他十五岁那年，由於父天皇去世而继承皇位。翌年1月9日，举行践祚典礼。在革命份子的鼓舞之下，12月9日断然实行王政复古。庆应四（1868）年7月，将江户改名为东京。8月27日举行即位典礼，9月8日改年号为明治。10月，明治天皇抵达东京执政。12月，返回京都，与一条美子（昭宪皇太后）举行大婚之礼。明治二（1869）年明治天皇再度抵达东京，并定东京为首都，以图一新人心。接着，在明治政府推动下，接二连三的推出版籍奉还、废藩制县、制定徵兵令等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其中与天皇地位最有关的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
明治政府於1889年（明治22）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这部东亚首部的现代成文宪法是摹仿普鲁士宪法的钦定宪法。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明治宪法系基於天皇主权的原理，由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统治权。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陆海军的统帅、宣战的公布、条约的缔结等，都属於天皇的大权。从此，天皇摇身一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人」。明治45（1912）年7月30日凌晨零时四十三分，明治天皇由於尿毒症去世，享年61岁（虚岁）。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国家诞生的同义字。
明治天皇是日本天皇中最特殊的一个天皇。在他之前，女天皇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帝位，古代的日本，就曾出现过六个女帝。日本的年号是摹仿中国的制度而制定的。只要有祥瑞的徵兆等因素，一个天皇可以容许变更多个年号。但是从明治天皇以后，一个天皇只限一个年号。因此也可以年号来代替天皇的称呼，例如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等。从前的天皇，权力不是落在地方豪族或外戚贵族的手上，就是落在武家政权的手中。天皇可以说是只是一个傀儡，到了明治天皇，他总揽大权於一身。皇室典范是皇室制度的基本法律，1889年（明治22）於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制定。在明治宪法下，皇室典范异於一般法律，与宪法同为最高法规。
现行皇室典范，系於日本国宪法制定时同时修改，并以一般法律施行。与旧典范之最大相异处，首先在於皇室继承只限於嫡出（正妻所生），不承认庶出（正妻以外所生）。明治天皇及大正天皇全系庶出。此改变乃为尊重婚姻制度而来。其次，现行典范承认平民之皇太子妃。战前，皇太子妃必从皇族或三大贵族家庭中挑选。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允许女天皇的存在。但明治以后的皇室典范规定，只有男系的男子才能继承皇位。
日本的现代化历程，就必须回朔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日本，但在文化上，在日本人的观念意识上完全把日本人拖回到以原始巫术为基础的天皇信仰里，并以民族主义为自己的根本支柱。正因为这样，日本后来尽管成长为世界列强，但强大的日本却因侵略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毁灭。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尽管幕藩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从根本上无法消除幕府制度的弊端。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幕府财政出现大量赤字，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赤字每年达六十万两。一些武士收入减少后，纷纷离开自己的主人，另谋出路。他们的忠诚难以维系。以武士为主体的幕藩制度面临解体的危险。
1853年7月8日，美国政府任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培理，带着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开国友好通商的指令，率领一支远征日本的分舰队，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港。“培理一伙人不顾日本幕府的劝阻，横冲直撞，竟然以开战进行威胁。培理带领三、四百名水兵强行上岸，硬要将美国总统的国书塞给日本幕府的代表。面对来势不善的美国舰队，幕府既惶恐又举棋不定，内部意见分歧难以统一。这时培理又带人在江户湾搞深水测量进行示威，江户市内群情哗然。幕府推故不予谈判，但又惹不起，打不起，只好约定以次年答复为条件接受了国书。”（万峰：《日本近代史》，第34－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德川幕府在培理的武力威胁下，于第二年3月30日被迫同美国签订《日美和好条约》，史称《日美神奈川条约》。
国门既然向美国人打开了，日本幕府也没有理由不向西方其他国家开放。自1858年7月29日在江户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后，其他西方国家如英、法、俄、荷等国，纷纷迫使日本同自己签订类似条约。
日本正在走向半殖民地国家的路途上！
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人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像邻邦清朝那样，一天一天地沦为它们的半殖民地；要么自己主动改革开放，从经济、制度、文化上向先进国家学习。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日本列岛广泛兴起了“尊王攘夷运动”，就是保护天皇，赶走列强的行动。但列强毕竟比自己强，你赶人家，人家不走，反而伤自己。怎么办呢？只好起而推翻保守的幕府，将“尊王”的宗旨不变，把“攘夷”改为“倒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早已对中央幕府不满的萨摩藩、长州藩的改革派武士，于1867年12月9日（阴历）发动政变，组成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次年宣布江户为东京，天皇睦仁举行即位仪式。日本从此走上了现代化的改革维新之路。
明治维新通过发布《五条御誓文》、《政体书》，直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成立了以天皇为元首的近代国家政制。除了天皇的权力是无限神圣的之外，其他个人或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中央政府的集权，集中在天皇一人手里。从王政复古的三职制到明治政府的三职八局制，及政体书中以太政官为中心的三官制（行政官、刑法官、议政官）的发展表明：只有天皇才不受世俗国家权力的限制，反言之，天皇最后制约着世俗国家权力的拥有者，而且，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其他方面的彼此制约。所以，明治维新后，日本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古代绝对的中央集权。
在从封建幕府向明治政府过渡时期，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将军庆喜，在“大政奉还”中是把权力还给天皇；王政复古，更是以古代的天皇制为王政的根本，这就是《五条御誓文》中所说的“皇基”。同样，明治政府实施的版籍奉还，却是把土地奉还给天皇，中央政府加强对诸藩的统制，藩主及重臣保留在新政府中，成为天皇的地方长官。而废藩置县，使地方自治的同时，又使地方成为中央政府的行政单位。从此，内乱的祸根消除了，地方再也没有能力起来同中央对抗。征兵令将军队国家化，实施国民皆兵主义，为天皇随后自由支配每个日本人的命运给出法律上的保证。军国主义的根源，就隐藏在天皇从人到神的集权过程中。这过程，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宣布而告一段落。在此宪法中，天皇成为日本国家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他支配一切而不被一切支配，他神圣不可侵犯，他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违抗。
在经济上，日本明治政府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出面接收幕府诸藩的工厂、设立官营工厂，开发矿山，引进先进技术，保护民间产业，其最后目的是为了使兵力、国力更强大，而不是为改善日本民众的生活。强兵的方式是发展政治性的重工业，富国的方式是增大对外的生丝出口。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带有政商资本主义的特色，即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服从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天皇代表国家，因此政商资本主义以彰显皇威为最终目的。这种目的即便在现在经济大国的日本，也未改变。在西方发达的七国中，日本在大众服务方面的设施是最差的，无论从医疗还是公***设施看，日本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
以上关于明治政府的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分析，其中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一切为了天皇，为了万世一系的天皇荣耀。而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同明治维新的初衷一致。“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成为当时日本政府领导人的最大梦想。
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改革中呈现出的保守倾向，同文明开化中以天皇信仰为中心的文化复古主义相呼应。
文明开化的实质，是文明的西洋化、文化的古代化。西洋和日本相比，只是技术文明而非思想文化的进步。西洋技术学、日本文化学，这是日本同西洋在学术上的差异。日本以天皇信仰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依然是日本人生存的根。开放的明治政府，把日本人的心灵从狭隘的地方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统一的大日本帝国中的一员，但这种心灵在外国人面前却是封闭的，封闭在日本古代的文化传统中。不过，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不同，明治维新还把开放的领域从经济深入到政治以及文化的范围，只要文化的核心天皇信仰不受到批判就行了。因为日本人一旦离开日本列岛到外国去，他的根就只能存于心中。所以，唯有沉默，才能守住日本人所背靠的文化传统。欧洲人在乘火车时，最怕遇上日本人。一路上，如果同日本人坐在一起，那你就无法自由地同他谈话了。
早期明治政府同许多后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只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对是什么导致这种进步的原因拒绝探索，甚至进而否认西方文化本身的根本价值。他们利用西方近代的技术文明，保持日本固有的原始文化。在此意义上，明治维新的确是一次改革而不是革命，改掉的是那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非近代的东西，保留最古老的日本文化传统。
正如《五条御誓文》所指出的那样，废除陈旧的陋习是为了显明天地的公道，在世界中追求知识以振兴皇基为目的。从前拒绝基督教的传播，是因为在日本未体现出天皇大道的开明性。改革不能动摇天皇的统治而要加强天皇的领导。
“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佐久间像山如此区分东西文明的差异。
福泽谕吉在自传中，把“东洋儒教主义和西洋文明主义”相比较。而日本儒教早已取向的是天皇信仰，同中国的传统儒教差别明显。
文明开化、吸收西洋技术文明，以便使日本国能够屹立于万国之中，彰显日本固有的以天皇信仰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明治政府内部，木户孝允主张兴办普通教育旨在培育学生的“忠义仁礼之风”，大久保利通重视德育。但这个“德”指“帮助国家富强，最终在海外使皇威辉煌”。明治教育走上国家主义、皇国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除了天皇这个国家的代表者之外，所以日本人为国家中的一员，这同征兵令中的全民皆兵主义一起，构成日本日后发动军国主义战争的历史原因。
因此，可以说，日本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在做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这种侵略野心的具体实施而已。
受这种目的的驱使，明治政府向西洋派遣留学生，组成文明开化的中心——“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但这一切，和所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样，都是为了适应明治政府发扬国体的精神，一旦言论自由到有损于政府文明开化的目的的时候，政府就强迫关闭了明六社。
在生活方式上，人们出于政府的压力，穿西服、军服，养成吃兽肉、喝牛奶、啤酒之风。但在文化上，明治政府强调天皇信仰的神圣性，把日本国建立为永久的神圣国家。
明治五年，政府颁布“三条教则”，要求所有教民敬神爱国、明白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廷的命令。这里所说的神，当然是以现世神——天皇为代表的、日本神话中的诸神，以此把日本人从唐心、佛心中解放出来，归回大和心。
1868年，神道国教化，以神道教为政教，既然神佛不能并存，那么，佛像作为神体就得从神社中清除出去。随后又发生大规模的废佛毁释运动，人们以暴力破坏佛像、佛寺。这种对佛教的粗暴态度，只不过是在强调为天皇思想服务的国家神道的绝对性。于是，明治政府定神武天皇这位传说中的人物的即位日为纪元节，以此纪念日本国的诞生；而天皇诞生日为天长节，它代表天皇的万世一系。
明治政府反复申辩神道教同佛教的分离不是废佛毁释，而是让佛教从属于神道。这固然和寺院的反击、民众信徒的抵抗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化的佛教早已发展为具有神道性质的宗教了。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了祈祷以天皇为元首的日本皇国的平安强盛。
明治政府在对待西方文化上的保守性、复古性倾向，典型体现在对基督教的态度上。
基督教发源于中东，但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已经有机地构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它从传入日本一开始，就比佛教遭受了更为可怕的拒斥。由于基督教信仰唯一的神，这同天皇信仰中的诸神——多神——存在根本的冲突，因而也是和明治政府立国的理念相冲突。所以，它开国后继续奉行禁教政策，对基督教徒始终存有戒心。明治9年1月，35人在熊本郊外的花冈山集会，发表“为报国、为教导人民而信奉基督教”的誓语。此处所说的“国”，不是指基督宣告的上帝之国而是天皇统治的日本国。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确显出现代化的特征，但在文化上却呈现出反现代的复古特色。而且，明治维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最终服从于高扬天皇神性的目的。在此意义上，明治维新是既清醒的又糊涂的。清醒表现在明治政府知道自己落后的地方应大胆地改革，糊涂在于明治政府居然以古代的神话为依据，并将天皇制发展为立宪君主制。在神圣的天皇面前，谁还敢阻止他的个人意志呢？明治时代后来的历史，说明这一点。
明治维新所表现出的二重性，美国学者诺尔曼在他的《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一书中写道：“关于维新后的日本，在工业技术、银行制度、军事组织、教育制度等制度层面西洋化了，但在精神领域中保存了‘旧制度的烙印’、‘封建式的忠诚理想、家父长制、对妇人的态度、武勇的昂扬’。这些古老的思想习惯缓和了工业化下民众生活的紧张、激动及冲突。”其实，思想上的反近代性乃是日本实现明治维新的根本动力。
明治维新所开起的日本近代文化的双重性格，使日本在经济上的政商资本主义与封建寄生地主制并存，在政治、法律、日常生活、大众文化诸领域内含近代与非近代的双重性。官厅、公司、军队中的西餐、西服、欧式建筑与个人家中的和食、和服、日本式建筑至今犹存。更为重要的是，近代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都市的与乡村的、西欧的与日本的、近代精神与封建意识、近代工业技术与前近代的习惯结合一体。一些热情主张妇女解放、人人平等的人，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以丈夫为大的人。日本***产党的领导人主张废除天皇制，后来向天皇制及民族传统屈服。医学同易、占卜、巫术治病并存。一些人在开工之前，必须举行镇地仪式。这种最先进的与最落后的结合，被一些人说成是亚洲现代化的成功模式之一。中国今天的现代化道路，明显带有这种后进国的特征。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明治维新作为改革的不彻底性，把日本引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一旦天皇名副其实地登上神圣的宝座，谁也就无法动摇它。天皇作为日本的灵魂，他的形象经过明治维新开始逐渐树立起来。从此以降，日本以天皇的荣耀为国家富强的目标，同军国主义搭上了无法摆脱的瓜葛。天皇只要动弹一下他的手指，整个日本只不过是为他预备的牺牲而已。
明治维新把日本从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尽管暂时带来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强大，但其以天皇信仰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与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结合一起葬送了几代日本人的努力。这种再次葬送日本人所创造的文明的可能性，并不因为战后的民主改革而消失。相反，日本今天，同明治晚期的状况异常相似，右翼势力抬头、军国主义分子猖獗，用武力解决同中国的领土之争……不过，这一次战争如果爆发了，日本就再也不会有明治维新、战后改革的机会了。至少，日本列岛很可能会像1945年的广岛、长崎一样化为灰烬。
由于明治维新，日本免遭了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命运，但日本从此却为在亚洲国家殖民播下了罪恶的种子。
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使日本再也不可能把亚洲国家当作独立的主权国家来尊重了。因为从前在亚洲的俄国，也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败。1910年，日本干脆把韩国吞并，将韩国的统治权，“完全永久”归属“日本国皇帝陛下”。这种由明治维新培育的日本军国主义、大和民族优越论、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贯穿于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乃至于到了今天部分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无理傲慢态度，只记得别人在战争时代对自己的加害等之中。
既然日本人是天皇统治下的臣民，既然天皇万世一系在战后改革中借着“皇室典范”得以体现，那么，由明治维新确立起来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思想，就不可能把外国当作独立的主权国家来尊重。
至于在日本国内，明治后的日本人只是献身天皇的股肱，战后的日本人仅是为天皇工作的机器。献身方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献身目的、献身对象的改变。日本人应当为天皇而生存，为日本国而劳动，除此之外，生活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在天皇面前，日本人不需要理想，更不必要去想。这是在明治维新后明确起来的日本人的生存观。它区别于中国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生存观，即以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内容的生存观，一种肉身乐感文化的存在论。
但日本的这种生存观，必然地同军国主义、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日本人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国民，明治维新带给他们的不是福音，不是好消息，而是侵略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