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可以三妻四妾吗？

理论上是不可以。

满族婚姻制度及其礼俗

满族的婚姻，早已为一夫一妻制，一般是男娶女嫁。但是在古代。满族先人经历过“男就女家”的劳役婚，入赘婚，掠夺婚等各种婚俗，给近世的满族婚礼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迹。

魏晋南北朝时的满族先民挹娄人、勿盲人，男女相爱颇自由，婚礼也格外简朴、有理。“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见《晋书·四夷传》）“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乃为夫妇”。(见《魏书·勿吉传》)这里：没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姻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是否“女和”，女子在婚姻爱情上还没有失去其历史主动权。这是一个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迈出的过渡时代。

过渡时代充满旧对偶婚制和新一夫一妻制的激烈斗争，具体表现在丈夫对妻子必须保持贞操的要求上，即所谓“妇贞”。勿吉人“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辄杀妻”。(见《北史·勿吉传》)惩治的手段相当酷烈。靺鞨人“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要，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见《隋书·靺鞨传》)表明当时婚外的性生活相当普遍，只是秘而不宣。当时的家庭形式既有“女和则持归”，女从夫居；也有一定时间的“男就女家”。婚姻中私有财产已崭露头角，“然后致礼聘之”，还没占主配地位。

渤海人的婚俗保留了较多的母权制时代的遗风。《金史·世宗记》载：“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镶窃以奔。”说明当时男女能够自由交往，婚姻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当事者的情投意合，而不取决聘礼的多寡。《松漠纪闻》又载：“(渤海)妇女皆妒悍，大氏与他姓相结；多十姐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这是渤海已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女子对丈夫纳妄和其他形式的婚外性关系的限制。渤海女子保留了母权时代的余威。

辽末金初，女真人跃马弯弓，金戈齐鸣，进入了争长称雄的英雄时代，并向文明时代跃进。其婚姻与家庭形式，伴随着战火出现了嬗变，突进飞跃，而显得五光十色。

金史开篇记载了完颜部始祖函普的婚姻趣事：函普到完颜部后，调解了完颜与邻部的矛盾，于是，“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资产，”(见《金史·世纪》)后来还生了二男一女。函普有功，才能娶一个“年长六十而未嫁”的“贤女”，并生儿育女，被人们一直认为是奇事。实际上，那位贤女未必就是今人说的六十岁的老妪。因为满族先民常以“令珠”计岁，每年首增一珠，挂以额前，人死同入葬。但是，如对氏族、部落有特殊功绩的人则可以多挂几个佩珠，以示殊荣。(详见富育光《满族佩饰古俗》，载《四平民族研究》1989年2期)以此推测：函普这位娶之不易的夫人是个有威德有贡献的贤女，是大致不差的。贤女年龄问题姑且不究，人们从函普以青牛为聘礼，并得到女家的资产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婚俗已妻从夫居，而且，经济相对独立的个体家庭已经从大家族中分立出来。《金史·世记》载：“生女真之俗，生于年长即异居”。正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映。这表明，当时的女真社会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文明的代价之一就是妇女权力的进一步丧失。女真人允许并实行一夫多妻，《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人无论贵贱，人有数妻”，本来，在英雄时代；多妻是一种光荣，是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是家族意志和个人理想的产物：因此，每个妻安所取得的方式，是温和是暴烈，是主动是被动都无关紧要。《金史·欢都传》载：“乌萨扎部有美女名罢敌侮，青岭东混同江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长曰达回，幼曰滓赛。“昭祖及石鲁以众至，改取其贸产，虏二女子以归。昭祖纳其一，贤石鲁纳其二，皆以为安”。这是地道的掠夺婚，而不是象征性的掠夺婚，这种掠夺婚是连人带财产一起抢来。女真人建国后，海陵王对一夫多妻有具体的规定：“庶官许求次室二人，自家亦许置妄。”就是下层的女真人也可通过实行收继婚即“转房”方式取得多妻。实践中的一夫多妻是私有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