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怎么都出现在先秦时期?

这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呜，而法家思想尤盛於齐、三晋及秦，其故安在？又其各派之代表人物与其之主张为何？法家思想对后世政治又有何影响？

法家是一套审察现实，反对守旧学说，是在封建体制崩溃过程中渐次形成。由於贵族政治的衰落，诸侯大大的攘夺，维系政治、社会架构的「礼」已虽再发挥高度效能，故列国感到要求存，就须有改革，完成一套客观、有效的行政系统以达到富强以求御下，法家思想体系，由是而日趋完备。

在春秋战国期间东西各部既通而术融，既混而未一，则各地政治思想的兴起，自有相异的倾向。则法家之盛行於齐，三晋及秦，自有其特定的地域环境政治条件及一民俗民风，益随著所在环境的差异性而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首就地域而言，与外族的刺激有关：无论齐、晋或秦皆华戎杂居。齐有莱夷等族的环同，晋境内戎狄遍布，秦居西戎之中，故与外族竞争，必须加强军事力量统一政令，始能克敌制胜。因此，国家为求完成军事方面之活动，须严君臣上下之分，讲求富国强兵，信赏必罚，是为法家思想的渊源，如在西周初年，齐太公即受莱夷之乱，为加强统治，遂施行变法，使齐富强。而且外族民风本质朴强悍，与国民杂居，必须以严刑竣法，方足使他们服从命令，驱使他们并力於耕织，安定四部。在此环境下法家思想最为滋长。

次就政治条件而言，此与齐、晋、秦三国变法的需求有关：齐国依山带海，饶有渔盐之利，但自西周以来三百多年，常有内乱，政治始终未上轨道，及齐桓公即位，立志富强齐国，加上旧有日贵族的势力日弱，不足阻挠齐的变法，遂有管子法学思想的出现，主张通货积财以富国，作内政寄军令以强兵, 是为法家的开山祖。

法家思想之盛於三晋，萧公权「中国思想史」称「三晋之环境尤适用於法家之萌长」。晋离鲁较远受鲁国重视周礼的影响较少。故法家现实思想自易产生，且晋献公尽诛群公子，及后六卿弱公室又尽灭公族，有助於君权之伸张，由是旨在裁抑贵族，稳固君权之法家思想，於斯人自然较易萌芽滋长。此外，又与晋文公霸晋有很大的关系，据「左传」的记载：文公为被庐之法，作执秩之官，整军经武，法家思想由是而大盛，加上晋范宣子铸刑鼎，早开任法风气及至战国，法家思想更大放异彩，因韩、赵、魏争雄於列国之间，於是赵有慎到，魏有李悝、韩有韩非等法家人物的出现，人才荟萃，法家思想得以绿叶扶疏而大盛，故后世之言法术者之人为最多。

秦法家思想之盛始於商鞅变法，秦孝公即位以前，旧贵族的势力相当强大，国力日盛。孝公乃锐意图强，用商鞅变法，奠定秦法治的基础，故法家大盛於秦，与此有直接而明显的关系。

再其次，就民俗民风而言，亦促使齐秦法家思的孕育：据「史记」的记载：「齐俗急功利，喜夸诈」，管仲乃顺应人情，「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光成其法家的体系。又「淮南子」要略称「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成之以刑而不可化之以善，可劝之以赏而不可励之以名，彼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蓄积殷富，孝公以虎狼之势，四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此明确指出法家学说犹盛於秦之原因。

法家思想体系的确立较为后起，但其思想渊源极早，自管仲相齐，倡言权势威力，以严峻之法令构成强力之权力政治，则法家思想代替礼治、德治而盛，是由管仲开其端绪，其后，申不害之重术、商鞅之重法继之；更以慎到之重势为之翼赞，至韩非而集法学思想的大成，而完成法家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大致而言，法家学派，可分为东、西两派，东派起於齐，这派法家思想的著作有管子、晏子，论点著重於经济，如管仲即主张人君当以政令为手段，谋求人民的根本利益，以重农政策为重心，故工商大利於国有，辅以节用，输财、济困诸端，使人民得享充裕的衣食。

西派起於三晋，三晋的法家思想著重政治方面，即如何巩固政府定地位，加强君主权力。至战国中期可分为三派：

（甲） 重势派——所谓「势」，乃君主之地位与由此地位而产生之威严权势，以驱使下因畏主之势而「不敢为非」，此派，以赵人慎到为代表，而慎到之思想，实介於道、法二家，慎到认为贤人而诎於不肖者则权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贤者，则权重而位尊也。尧为平民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是势位所使然，故主张君主应操至高无上的赏罚威权，使臣下油然生畏惧之心，所谓「天颜咫尺, 不敢仰视」，此派盖为专制政治之思想，故其宗旨，重在提高君子权威，用以压倒一切。但是，慎到只知威势的作用，忽略贤才对政治良坏亦有很大的作用。故韩非批评之，以为「势者，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矣」。

（乙）重术派——所谓「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一种秘诀，权术或妙算。「韩非子是法篇」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主张循名而责实，以密术暗中驾驭群臣，此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虽然法家有取於循名而责实之宗旨，但是从「韩非子?是法篇」的批评：「申不害虽十使韩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则知申不害之术，亦有所不尽也。

（丙） 重法派——以商鞅为代表，主张用酷刑重赏来推行政令。所谓「法」，「韩非子?是法篇」曰：「宪令著於官府，刑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此臣之所师也。」可是韩非以为「徙法而无术，国民无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矣」，亦有其流弊。

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一书中认为慎到言势、申不害言术、商鞅言法「可称为法家之学之始」，而又各有其缺点，直至战国时期，荀卿弟子韩公子韩非子舍短取长，融合法术。势之理论更标举赏罚为人君之二柄，完成了系统化的法学理论。

韩非的思想源自荀卿的性恶说，与老子的无为而治说。利用人性的弱点设严刑定重赏以驱使之。同时君主不必恭亲细事，一切事皆驱使臣下为之，各尽其能，各安其职，而臻成大治。其政治主张，又可细析之如次：

（甲） 「循名责实」，也就是说韩非以正名实的理论配合实际的政治。

（乙） 韩非强调「刑」、「赏」，而「刑」、「赏」由名实而来，盖实副具名实者赏，实不副具名者罚。「韩非子?二柄篇」主张「刑」、「赏」是政府所具的两个权柄，并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而赏罚，「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可见韩非认为赏罚对国君治理人民和臣子是极为重要的。赏罚当中，韩非认为「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故他又在「韩非子?显学篇」中明白地否定德治。人主只要操刑赏之柄，而能信赏必罚，威中令行，然后层层负责，则人主便可无为而治了。

（丙） 主张势、术、法三者皆帝王之具，不可偏废，而以法为中心，盖欲信赏必罚。威申令行的目的就须提高君权，使人主有威势，有手段才行。势者，君主的权威；术者，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法者，著於图藉告令的赏罚条文。而「术」要深藏於人主的心中，而「法」应显著令民众皆知，而「法令」必须明白易知，而且要统一，不仅法的本身要统一，且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也就是说要永远维持法律的尊严，任何人都不能破坏法律，故曰：「法莫如一而固。」君臣之间，韩非认为绝无仁爱信义存在，遂主张君主要用「术」来捶驭臣下，其要点是明察臣下的奸恶，削减私门的权势。凡为君主的，万不可对臣下私宠私德，以免给予奸臣培养势力定良机，故君主应消极的无所信任。不给匠下窥伺逢迎的机会；积极的应一切独断於心，不给予臣下弄权窃势的机会，故韩非子综合「势」「术」、「法」而构成一系统的法家思想。

（丁） 法家既遇讲「势」、「术」、「法」以利害为依归，以加强人主权力为手段，打破一切成见，而面对现实，所以韩非是「非先王」，认为「世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人主施政，「不期循古，不法常可」，须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采取适当的政治措施，故他在「韩非子?五蠹篇」指出「以法为教，先先王之言，以吏为师」这便成为后来李斯主张焚书的来源。

法家思想，从最初循名责实的出发点，经一步步的变化到战国末叶，渐构成一种讲求利害的刻薄寡情的思想体系，对后来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力量。综合而言，有下列各项：

（甲） 有助於中央集权体制之完成——法家的政治理想，由於切合时代环境的需要，直接促成贵族封建制度的瓦解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崭新的局面，亦促成了秦国的富强，致始皇能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而始皇的推展中央集权的措施，实亦得力於韩非思想的运用故秦代政治，可说是法家学说的实现。

（乙） 导致秦之速亡——法家的政治思想，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及刻者为之，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构成一套纯功利的刻薄寡情主义。终导致秦因用刑太极而速亡，正如贾谊曰：「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罚，下憎恶如仇雠，祸及己身，子孙灭绝」。（治安策）

（丙） 奠定汉初黄老治术成效的基础——汉初的政治风气，无论对内对外，都以「清静无为」为原则，不事更张，不求夸张，予民休息，使社会安宁。其实，黄老治术致「民以宁一」的成功，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此法治思想的贡献也。

（丁）汉初定制，多具法家内涵——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称汉初儒家在政治，性格上是一种「儒学的法家化」，见於「历史与思想」叔孙通定朝仪，虽云：「颇采古礼」，其实，却是秦廷的那套「尊君卑臣」的礼节，使专制政权由此而成定格，赋予后世君主摧残士子在政治社会上人格的凭藉。至明清而更臻於极致，是此系统次渐次逼椤而成，此外，萧何制律，多袭秦制，一应政制多依秦旧，汉初措施深具法学内涵, 显而易见。

（戊） 汉室治道，阳儒阴法——汉武帝虽罢黜百家定儒学於一尊，但实际施政却是王霸杂用，正如「汉书?元帝纪」载宣帝之言曰：「汉家自有法度, 杂

王儒霸法而用之.」

(己) 法家学说一直为历代支撑政治的骨干 ---- 就中国两千多年的君国统治来说, 法家学说碓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存在. 每当国家危疑弱乱之时, 总有赖法家学说以求自强, 如三国时曹操的好用权略与孔明治蜀的平正廉明, 正是法家思想的表现, 故王夫之<读通鉴论> 以为魏蜀重申韩之术, 宋代王安石与明代张居正, 锐意革新, 力谋富强, 也是参照法家学说而成的.

总之,法家的精神出自列国的纷争,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称: 「尊君权, 重法治, 禁私学乃当时现实政治的自然趋势, 法家之学不过将其加以理论化而已. 」所言甚是. 法家思想盛於齐, 三晋及秦, 而后有助於秦之富强及完成一统的基业, 更是秦施政的主要学术思想的根据, 对后世有莫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