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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由于中外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不断发生，清朝统治者担心外人和汉人会结合起来反对清朝。1717年，清政府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区进行贸易。清政府在对贸易范围实行限制同时实行禁教，减少中外之间的往来。17世纪末，清政府允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随着教会在中国影响的扩大，它开始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尤其是1704年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订立“禁约”，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康熙严辞拒绝了这项要求。1720年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1727年又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的虎门和福建的厦门两处。1757年正式实行闭关的政策，乾隆皇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五月至十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屡被重申。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但这种自卫措施是非常被动的。 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又称广州十三行）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乾隆的这道圣旨常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 原因清朝统治者期望维护极权统治的心理观念是“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 基于保护传统文化。事实上是对本国国民的愚民政策。 保障本地经济发展，免受外来力量的影响。清朝封建统治时期经济上自给自足，不依靠同时也很抵制外来商品。 国防安全的出发，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联合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 以免有间谍盗取本国资料。 清朝政府对自己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过分盲目自大。 闭关锁国这一政策推行了二百多年。它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到一定自卫作用。但是，当时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资产革命和工业革命，跨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清政府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式的变化，也未能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 明朝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技术（不是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是东方的一大强国。然而，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止，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仅有二百公斤左右，美国已接近一千公斤；中国年产铁约二万吨，不及法国1/10，英国1/40。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历来比较发达，从此也迅速没落下去。往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的中国船队，随之销声匿迹，被其它国家的船队取代。中国的各项发明和技术，在明朝中后期较西方仍互有长短，但到1840年已全面落后于西方了。
前期
闭关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以后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 顺治初年，清廷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沿袭明朝成规，不许进入广州，只准于澳门交易。随后，由于东南海上郑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严出海之禁。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于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贸易，如有“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指郑成功）”，“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但仍有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继续与郑氏贸易往来。顺治帝认为此乃立法不严所致，于十三年，下达“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行首告，论死。沿海可泊船舟处，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顺治十八年，清廷进一步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强迫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不得逾越。又在法律上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境贸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官吏庇纵者同罪。“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并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内，满目荒凉。 三藩战争期间，郑氏力量复入厦门，在福建沿海登陆。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康熙帝下令：“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二十二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开海禁。康熙帝称：“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命令沿海各省将先前所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允许满汉人民出洋贸易，唯不准将硝磺军器等出洋。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对外国通商。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至乾隆时，清政府再次厉行限制对外贸易。当时，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推销其纺织品和接近产茶、丝地区，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偕同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定海、宁波。英国武装商船的到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后期
为了整肃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这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转折，即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 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嘉庆十四年（1809），清政府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先后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又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外国商人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等。其中有关严拿贩卖鸦片人船等项，则是针对外国侵略者鸦片贸易的正确禁令。
闭关政策的影响
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在政治上自然产生闭关自守。乾隆帝在其《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自然没有交往贸易的必要，清统治者反而以此骄人，夜郎自大。英国人也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说：“在必需品上——虽然不是奢侈品上——可以自给，因此中国政府绝对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外贸易。” 此外，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防范甚严，他们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乾隆帝曾说：“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所以清政府一再严申“华夷之别甚严”，“从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清政府制订各种“防范夷人章程”，目的是要隔绝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任何交往。同时，清政府对出洋贸易的中国人也有种种严格限制，无论船只的大小，来往日期，贸易货物及其数量种类，均规定甚严。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所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 1840年，英国侵略者终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