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山君安法律服务
人物简介
韩烈侯在位初期,叔父韩侠累任相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侠累争权结怨。烈侯三年(前397年)严遂以巨金收买聂政刺杀之。
为政举措 政治 韩烈侯时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韩烈侯实行改革。严遂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严遂所讲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韩烈侯时期,严遂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 农业韩烈侯时期的韩国,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建国后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铧,镢,锄,镰等。铁农具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
韩烈侯时期牛耕在战国时期更加普遍。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条件。如果没有畜力和铁农具,深耕细作是不可能推广开,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就不会推动社会的变革。生产经验更加丰富
农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已经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去认识和区别土壤,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农民已很重视对土地的施肥,“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施肥改良土壤
韩烈侯时期,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还推广一岁两熟制。
《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总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水平有根本性的提高
经济韩烈侯时期,韩国商业也很发达,主要表现在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等方面。
⒈韩烈侯时期韩国商人们贩运于列国之间,扩大商品交换的范围,各地的特产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大商人更加活跃,如大商人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史记货殖列传》)大搞投机交易,赚取大量财富.河东盐商猗顿和邯郸冶铁商郭纵,富甲天下,交结诸侯,干预政治,阳翟大贾吕不韦,通过贩贱卖贵,家至千金,参与政治,官至丞相。
⒉韩烈侯时期,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战国时期出现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⒊韩烈侯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金属货币的流通更加广泛了。当时金属货币有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主要有四种:燕,齐两国使用刀币,周,秦一带使用圆钱,三晋使用布币,楚国使用“蚁鼻钱”,金币一般以斤(十六两),镒(二十两)为计量单位,还有“饼金”和“郢爰”。(饼金为饼状金块,郢爰为方形金块)金属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历史典故韩烈侯时期,韩傀相韩,严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於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於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於屠者之间。”严遂阴交於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於是严遂乃具酒,觞聂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邪?”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韩烈侯时期,聂政母死。既葬,除服。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语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於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於尸下。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於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卷二十七《韩二》)。
相关典故话说赵国新近刚死了国君(公元前375年,赵敬侯去世,赵成侯继位),不便出远门打家劫舍。反正前方也有魏老大顶着,没他什么事,便私下盘算着搞点副业,韩国吞掉那一大块肉实在叫他眼馋。
于是,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刚好三年服孝期满,等于刑满释放,正好活动活动筋骨,也正好魏老大不在家,赵国出兵袭击卫国,占领卫国首都帝丘(河南濮阳)附近七十三个村落。
这就叫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
魏武侯的第一反映是,反了你啊。在北蔺(山西离石)这个地方狠狠教训了一下赵国。
魏武侯也觉得有必要经常给南方的楚国提个醒,遂攻占楚国之鲁阳(河南鲁山)。
那好吧,老大既然不高兴,那就打齐国去,让老大高兴高兴,算是立功赎罪,将功补过。
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赵国攻占齐国之鄄城(山东濮县)。
从博陵到阳关,到鄄城,如果从战略态势的角度来说,齐国西进的路线基本上被卡死了。
赵国的这步棋也是相当有脑子的。
然而令赵成侯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原本是很好的军事配合,没想到魏国人竟然又恼了,在他的后防线--怀县(河南武陟)又结结实实地挨了魏国一棍。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魏武侯难道是疯了?
事实是,魏武侯没疯,但没疯比疯了还严重--死了,时在周烈王五年(公元前371)。
魏武侯一生愚蠢,连死都是愚蠢的死。生前没有指定法定继承人,魏武侯的儿子魏与公子魏缓,为争夺君位,大打出手,致使国家陷入长达三年的大混乱。
由此可见,赵国挨的那一棍基本上只能自认倒霉,因为此时的魏国就象一个神经中枢出现紊乱的病人,尽管是间歇性发作,但在发病期间,其意志不能控制其行为,不要说挨棍子,就是挨刀子也是白挨。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不待别人动手,魏国自动分裂成二个国家。魏在大夫王错的帮助下,控制住以上党郡为中心的魏国东部地区,魏缓则以首都安邑(山西夏县)为中心,控制魏国西部领土。彼此刀兵相见,互不相让。
魏大夫王错见势不妙,于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亲往韩国搬救兵,打算借外力灭了魏缓。可是韩国自有他的打算。
韩国大夫公孙颀对韩烈侯说:“扶持魏,将魏国一分为二,这是削弱魏国的最好办法。”韩烈侯当即表示同意,而赵成侯正惦记着那一记闷棍呢。
于是,韩烈侯与赵成侯一拍即合,充分发挥乘火打劫、落井下石之性格优势,联兵对魏国发动猛烈攻击,于浊泽(山西运城西南)一战击溃魏缓所部,进围魏国的首都安邑(山西夏县),大有一举灭之之势。
此时,曾经的魏老大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敌人已打到家门口了,家里却各怀鬼胎,分崩离析,人心涣散。
这基本上就是亡国之兆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三家灭智氏的历史就得重演。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奇迹竟然出现了。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这还真是地道的奇迹,绝无夸饰的成份。朝不保夕的魏国能够成功躲过此劫,纯属侥幸。
当然,这个奇迹的最大受益是魏而不是魏缓。
和城里的各怀鬼胎一样,城外的韩、赵也各有各的算盘。
关于战后如何处置魏国,韩烈侯与赵成侯之间闹起意见。赵成侯主张杀掉魏,扶持魏缓,我们乘机瓜分一部分土地也就算了。由此可见,魏缓是做了赵成侯的工作,正如王错做了韩烈侯的工作一样。
而韩烈侯则主张,顺势将魏国一分为二,这样变小的二魏国就无力再对韩、赵构成威胁。
应该说,韩烈侯的主张比较有杀伤力,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未尝不是削弱对手的好办法。这个办法现在还在用。比如二战之后的国际局势,朝鲜半岛的朝鲜与大韩民国,欧洲的东、西德,美国人甚至建议 *** 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将中国一分为二,都是韩烈侯此类思维的体现。这样看来,韩烈侯还真有超前意识。
而赵成侯的意见则代表了当时诸侯国的普遍心态,安于现状并且维持现状,做稳自家土皇帝,足矣。至于一统河山之类,太遥远了嘛,相信子孙后代会有更高明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活在当下是关键。
他们的当下就是苟安现状。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苟安现状的思想给山东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极积进取的秦国利用山东六国的不思进取,遂各个击破,一统河山。
有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韩、赵两国为什么不把魏国彻底瓜分了,就如当年的三晋灭智伯一样?或许他们只是善良的海盗,尽管眼下是分出来单过了,毕竟曾经同处一个屋檐下,同在一个饭桌上吃过饭,情面多少还是要留一点的,并不想把事情做绝。
问题是,不想把事情做绝的赵成侯与韩烈侯,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最高明,最具有人情味,互相都想说服对方,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韩烈侯气呼呼地率先撤兵走人,赵成侯也气鼓鼓地跟着撤了。
魏乘机挥兵杀进城内,杀死魏缓,顺利当上魏国国君,是为魏惠王,《孟子》一书所说的梁惠王即是此人。
关于梁惠王其人,以后还会发生相当多的故事,愚蠢的故事,比他老爹魏武侯还蠢,魏国曾经的江湖老大地位到底终结在这个人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