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地解释法律

我们的社会需要法律人，所以，公民用税金保障法律人的生活，甚至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希望为法律人提供比一般公务人员更周到和更全面的生活保障；何况，公民有时还在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法律人的独立与尊严。那么，法律人拿什么奉献社会并回报公民呢？除了对法律的忠诚以及相应的法律方法，还有别的吗？我不相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解决纠纷和矛盾的方式方法。例如领导、长辈、居委会、可信赖的朋友等，都可能主持或者参与解决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纠纷，而且由于他们在可资利用的解决纠纷的资源方面各不相同，以至于运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典型表现既是劝解与说话的方式可能根本不同。那么，法律人解决纠纷的方式方法显然与法律有关。一个实践着的而非我们想象和虚构的法律人，总是拥有一种独立的运用法律解决纠纷和问题的方法。反过来说，法律人是否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而非简单地冠以“法律人”的符号，也需要依靠法律方法加以检验，即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工作者工作方法的成熟程度，来判断法律人阶层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而什么是成熟的法律方法呢？我以为这个问题与法律思维、法律语言大有关系，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法律语言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示和探讨法律人的特点。　

首先，法律方法的核心是法律思维，而法律思维的核心则是法律语言　

狭义地说，法律方法就是获得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的方法；广义地说，法律人解决法律问题的独特的方法就是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包括法律思维、法律技术、法庭设置、法律程序设计，等等。其中，法律思维是法律方法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依靠正确的思维活动，包括严格合法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才可能形成、推导出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真正做到“依法办事”。 [1]法律技术、法律程序、法律设施等则都是围绕着法律思维并为了配合法律思维的特殊性而生成的。例如，我们希望尽可能使法庭更为富丽堂皇，使法官在法庭上更为威严，使审判活动更为严肃以至于多少有些做秀的感觉，使法官的权力神圣化，其目的无非是希望法官们能够确实依据法律正确处理案件，使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法律所预期的结论一致。所以，尽管法律方法并不仅仅是指法律思维，但是法律方法的核心却是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需要依靠一系列的法律语词。由语词所表达的概念是所有逻辑思维活动都不可缺少的环节。实际上，大凡人世间的事情，总是与语言存在密切关系。语言不仅表达某种特定的含义和意思，而且也在建构特殊的社会关系，决定和制约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说话不仅是传达说话人的想法，也反映了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靠语言而建立的，比如你、我、兄弟、姐妹、上下级、师生以及法官、原告、被告、公诉人、辩护人等词汇，使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辨认出我们在相应场景中的位置和角色，知道自己该说该干什么；同样，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思维是通过语言并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离开了语言，不仅没有思维活动，而且没有认识活动。例如，如果我们没有“山” 、“水”、“树”这些个词，我们就没有办法识别我们用这些词汇所指称的对象。我们是通过建构各种语词来认识我们的世界的，比如商品、货币、山水、树木、房屋等。离开了这些概念，试想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既无法与别人交流，也不能认识世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中所必须的语言，它是先于我们这些生命个体而存在的。所以，当我们说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时候，人的社会性多多少少是由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所决定的。***同的语言决定了***同的思维，***同的语言促使我们具有了***同的历史联系和历史性，***同的语言也使我们成为社会的人而非纯粹自然的人。　

语言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我们能够思考什么，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熟悉的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什么。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语言系统和语词，不同的语词则产生不同的思维。我们学会了什么语言，我们就学会了如何按照我们特定的角色思考问题。对小鸡为什么要过马路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幼稚园的教师回答：要到达路的另一边；柏拉图回答：为了追求最大的善；亚里士多德说：这是鸡的自然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则可能说：这是历史必然性！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我们自己的话语系统及其中的词汇库储藏了些什么。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学会用法律语言思考问题，我们就能够忠于法律；当我们的法律教育模式所传授给我们的只是道德语词和概念的时候，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必然是道德思维。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有时候坐在法庭上，穿着法袍，执掌着法官的权力，但他所能够想到的词汇和概念却都是道德的？为什么他的判决中充斥着道德语词而他却并不会为此感到难堪！　

顺便要说的是，法律思维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根据法律的思维，一是关于法律的思维。在主张理论与实践两分法的朋友们看来，前者是实践思维，即根据法律的既有规定处理案件和法律问题的思维形式；而后者则是理论思维，通常为学者们所独享，主要思考法律文字背后的东西。所以，也有人认为，前者是法律思维，后者是法学思维。这种区分实际上过于简单化，是建立在法律实践者无须理论思维以及法学理论研究者无须实践思维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我不想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 [2]，而是仅仅指出一点：所有拥有一定经验的法律人都知道，法律人与其他人一起分享着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思想方式，惟其如此，法律思维最终才能转化为大众思维，其结论才能为公众所肯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并没有绝对严格的界限。法律思维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原本就是从人们关于法律的各种思考中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可能仅仅是法律人对法律和法律语言有着更为深入、更为执着的思考。法律思维的独特性是通过表层流动着的法律话语、法律术语、法律语言表达公众的情感与意愿。法律是通过法律人的语言向公众语言的转化，才成为我们的被称为“法治”的生活方式的规则。从这一点来看，法律思维并不否定道德思维或者其他思维形式，法律思维需要运用公众思维的基本形式将法律语词组合起来，形成特定的话语系统，进而建立特定的话语权威。所以，法律思维的内在力量仍然来自于公众思维，它必须使公众感受到其内在的公***逻辑。尤其是在法律本身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含义（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所有的疑难案件几乎都发生在概念不清的背景下）时，法律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捍卫法律的尊严，几乎完全取决于他的法律理论能力。当然，如果他并不打算维护法律，那就另当别论了！　

法律思维中的法律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3]书面语言包括法律（立法）语言、司法裁决和执法决定语言、书证语言等；口头语言包括司法口语、笔录、证人证言、语音识别、录音录像证据、法律翻译等。立法语言帮助我们了解法律的确切含义和内容，是我们进行法律推理的前提；司法裁决的语言，帮助我们把法律推理和论证的过程以及司法决定完整地呈现在当事人和公众面前；书证语言帮助我们确定法律推理的小前提；司法口语使我们能够通过诉讼程序进行交流和表达意见，等等。在我们的法律思维中，法律语言无所不在，法律语言中所包含的专业性问题也无所不在，而且法律思维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本身就是语言问题。法律语言学家吴伟平说：“语言就像空气，无所不在，因为人人都用，往往就忽略了它的复杂性。”[4]从上述法律语言的种类可以看出，离开了法律语言，法律思维就无法进行。从一定意义上说，学习法律就是学习法律语言及其使用，熟练地运用法律语言是法律人的一个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