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头》主要讲了什么？

《高老头》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发表于1834年。这部小说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

小说以1819年底和1820年初为时代背景，以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夫人的沙龙为舞台，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两个人物基本平行而又间或交叉的故事为主要情节，真实地勾画出波旁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社会的面貌。

《高老头》对这一时期封建贵族权势的得而复失，盛而复衰的历史趋势，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

鲍赛昂夫人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她的府邸是贵族住区“最有意思的地方”，能在这“金碧辉煌的客厅里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一朝踏进了这个比任何社会都门禁森严的场所”，“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

但巴尔扎克在描绘这花团锦簇的繁华盛世时，就同时指出了潜藏着的危机，预示了隐伏着的灾难。拉斯蒂涅被引进鲍府的时候，鲍赛昂夫人已到了“被遗弃的关头”，她骚动在心中的不安已经溢于言表，“上流社会最可怕的祸事”已经临头。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虽则鲍赛昂夫人自视清高，对资产阶级妇女不屑一顾，但她对拉斯蒂涅的“开导”却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她对但斐纳非常轻视，却让拉斯蒂涅去追求这位银行家的太太，并亲自带他到剧院去结识但斐纳。因为个人的阅历和遭遇使她懂得了贵族的一套已经不时兴了，资产阶级的金钱力量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她自己就是金钱的手下败将。洛希斐特是新起的暴发户，鲍赛昂夫人的情夫阿瞿达也并不十分喜欢洛希斐特小姐，但他却毅然决然抛弃了名媛贵妇鲍赛昂夫人，决定和资产阶级暴发户联姻，因为可以得到“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

鲍赛昂夫人告别巴黎的盛大舞会，恰似贵族社会的回光返照，是巴尔扎克着力刻画的“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富丽堂皇的外景与鲍赛昂夫人凄凉的心境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位贵妇尽管在众人面前“安闲静穆”，“始终保持着她的本来面目”，好象“到了最后一刻，她依旧高高在上地控制着这个社会”；但在卧室里，她却流着眼泪烧毁情书，做着诀别巴黎的最后准备。这种人前背后的表演，正是贵族阶级行将没落而又强恃尊严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鲍赛昂夫人泪眼晶莹地到乡下隐居去了，而被她百般奚落的但斐纳，却在贵族的哀乐声中终于挤进了这个“她一心要高攀”的社会，实现了她的夙愿。当鲍赛昂夫人强颜欢笑的时候，但斐纳却在“得意自己在大众面前的锋芒”，连鲍赛昂夫人也不得不承认“纽沁根太太今晚漂亮得很”。两相对照，前后比较，一荣一枯，一起一落。两个阶级的命运一清二楚。

《高老头》一书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在高老头的培养下都过着奢华的生活。一个高攀贵族，跳进了上流社会，成了新贵雷斯多伯爵太太；一个喜欢金钱，嫁给了银行家，成为纽沁根夫人。这是一对典型的资产阶级荡妇。她们出嫁的时候，每人得到80万法郎的陪嫁，所以对高老头极尽奉承体贴之能事。但是，不久高老头就被撵出了女儿的大门，在伏盖公寓里过着穷酸的生活。开始他还可以每星期在女儿家吃一两次饭，后来改为1个月两次，再后他就连女儿的门都进不去了。这种感情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到了复辟时期，父亲的面条商身份已不能给女儿的家庭带来光彩；更重要的是因为高老头的钱越来越少了，“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笼络女儿，象对付狡猾的马一样”。她们有时也来到伏盖公寓父亲的住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榨取高老头的仅存的钱财。两个女儿竞先下手，互相争夺，在财产的面前，一对亲姐妹变成了不***戴天的仇敌。

高老头之死是这幕家庭丑剧的高潮。高老头死前想见女儿，哭天喊地，但也枉然，这才使他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的真理。“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给她们，她们就会来了，会把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父亲轴心”无情地被“金钱轴心”代替了。女儿们“为了参加跳舞会，即使踩着父亲的身体走过去也在所不惜”。一个囊空如洗的父亲无异于一个被榨干的柠檬，对于骄奢淫逸的女儿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筹款治丧，拉斯蒂涅“在纽沁根夫妇与雷斯多夫妇两处奔走”竟“毫无结果”，理由是：“先生跟太太谢绝一切宾客。他们的父亲死了，都悲痛得了不得。”在送葬的行列里，出现的是这两家“有爵徽的空车”。巴尔扎克的揭露和批判真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

《高老头》还多方面地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累罪恶。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培养肮脏灵魂的大温床。无论在“上流社会”还是在下层公寓，极端利己主义的冰水淹没了一切道德原则，金钱象一只巨掌，牵着无数木偶，在社会舞台上各尽其能地进行着丑恶的表演。为了觊觎高里奥的财产，伏盖太太竟乔装打扮、媚态百出；贪图3000法郎收入，米旭诺和波阿莱成了官方的密探，对伏脱冷暗下毒手；为了到手20万法郎，伏脱冷巧设陷阱，杀害了泰伊番的独子；纽沁根大耍无赖手段，鲸吞妻子的全部钱财；拉斯蒂涅则以他眼前的“英雄”们为榜样，亦步亦趋，在社会这个大泥坑里越陷越深，明知“入了地狱”，还决心要“耽下去”、“拼一拼”。

伏脱冷这个人物在《人间喜剧》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个具有象征性的恶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他在不同作品中以不同身份出现，但却起着同样的引诱青年堕落的作用。在《高老头》里，他的地位是被警察特务追捕着的苦役犯，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却与资产者、银行家没有什么不同。他梦寐以求的是“把日子过得象小皇帝一样”，他设计的发财途径是用20万法郎购买200个黑人，“有了这笔黑资本，10年之内我可以挣到300~400万”。为了达到目的，他动了杀人念头，勾引拉斯蒂涅做他的同谋，企图猎取银行家泰伊番的财产。“我要成功了，就没有人盘问我的出身。我就是400万先生，合众国公民。”盗匪与资产者无异，差别至多是杀人“见血不见血”而已。法律制裁伏脱冷，也只是为了保护角逐场上的胜利者。正是通过这样巧妙的构思，使得作品对社会罪恶与资产阶级的批判更加深入一层。

伏脱冷老于世故，深知黑暗社会的底蕴，他用最赤裸裸的语言，把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在拉斯蒂涅面前和盘托出，开始使涉足不深的拉斯蒂涅感到惊讶、可怕，继而在他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巴尔扎克通过伏脱冷的长篇台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对社会腐朽的道德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毫不留情的鞭挞。拉斯蒂涅受多方面的影响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而伏脱冷的“道德教育”却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

鲍赛昂夫人是在暴发户的逼攻下走向灭亡的贵族的典型，拉斯蒂涅则是为暴发户所腐化的贵族子弟的典型。他的堕落过程是贯串全书的主线。他来往于“上流社会”与伏盖公寓之间，把两个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融合为一体。他在两处受教育，方式不同，内容一样：金钱便是力量。为了爬上去，必须有钱，为了有钱必须涂黑良心。通过拉斯蒂涅所走过的道路和他的心理变化，作家细致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们灵魂的巨大腐蚀作用。

拉斯蒂涅在外省是破落贵族子弟，到巴黎是穷困窘迫的大学生。花花世界的巴黎与家道中落的故乡相比，强烈地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欲望。于是他追寻家谱，找到了远亲鲍赛昂夫人作为高攀“上流社会”的引进人。然而，世道变了，高贵的门第只能帮助他进入“上流社会”，却不能帮助他在“上流社会”扎根，连这位鲍赛昂夫人自己也在与资产阶级妇女的角逐中败下阵来。聆听鲍赛昂夫人的“教导”，目睹她的命运，金钱的威力超过了姓氏的力量，这是时代的特点。伏脱冷也向他道出了这个真理，鲍赛昂家只能给他撑腰，但袋里空空如也还是无济于事，要想爬得上去，必须有“100万家财”，而“要搞大钱，就该大刀阔斧的干，要不就完事大吉。……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的腥臭。可是要作乐，就不能怕弄脏手，只要你事后洗洗干净：今日所谓的道德，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的赌博心理和道德准则被伏脱冷一语道破，它深深地印在拉斯蒂涅的心中。

但是，拉斯蒂涅并不是立即就全部接受下来并付诸实施的。他的经历，他的见闻，不断印证了伏脱冷的邪恶说教。大量的罪恶事实，特别是伏脱冷的被捕和鲍赛昂夫人的被逐，对他震动尤大。高老头之死，是拉斯蒂涅上的最后一课。他自始至终目击了这场戏的演进。为了让高老头最后能见到女儿，为了给高老头筹款治病办丧，他来回奔走于伏盖公寓和高老头两个女儿的府邸之间。高老头临终前绝望的哀鸣和愤怒的咒骂，仿佛是这段乐曲中的主调，反复出现，不绝于耳。与之相对照的，或是两个女儿踩着父亲的身体向鲍府的舞会走去，或是两对夫妇为了钱财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或是为了避免破钞，干脆闭门不纳。面对此情此景，伏脱冷的哲学被全盘接受了，拉斯蒂涅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炎炎的欲火，纵身跳进了巴黎“上流社会”这个罪恶的深渊。这样，我们看到拉斯蒂涅步步堕落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社会的重重罪恶。

表现了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累罪恶，使《高老头》不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形象材料，但作家的思想弱点也在作品中留下了印记。

保守的贵族意识使巴尔扎克对衰亡中的贵族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对鲍赛昂夫人被迫退隐的描写，明显地流露出“哀其不幸”的情调。以“情欲说”为特点的人性论，也常常损害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典型性，过分夸大以至绝对化了的“父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面粉投机商高老头的本来面目。拉斯蒂涅的形象交织着作家的同情与厌恶。他同情他向上爬的欲望，又厌恶他那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主义。这种对个人奋斗道路的正面肯定，是与巴尔扎克所处的社会地位相一致的。

从对现实的细致观察中进行精确描写，是巴尔扎克艺术的最大特色，这是与他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相适应的。

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他总是力图为他的人物提供真实、具体的活动背景，从而使人物获得真实感、典型性。“假如他不按照实物临摹的话，在1850年人们就不会相信它们了。”他笔下的环境是个性化的，是为活动于其中的人物服务的。

《高老头》一开始对伏盖公寓内外景的描写，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先写外景：街道、建筑、阴沟、墙脚，显出“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读起来就象生活在其中的人一样，会“无端地不快活”。然后写内景：院子、客厅、地板、陈设，无一不散发着“公寓味道”，就象那股“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也会向读者迎面扑来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给我们介绍那一张张奇形怪状的脸谱，就显得十分自然，十分贴切了。但是巴尔扎克的写景也时常失之冗长、繁琐，尽管他曾为这一缺点多方辩解，有时也不无道理，但我们还是认为他那些过于细腻的“考古学描写”，不免有些累赘。

客观环境的逼真描写，只是构成“典型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主要是要求作家真实地再现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关系，要在正确的阶级关系中来塑造各种典型人物。

《高老头》中展示的贫穷的伏盖公寓，是巴黎下层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的分子，在这样一个集团内当然是应有尽有”。对这伙失意落魄人物的描述，重点在于境遇的变迁所造成的性格变异，一些准确的经济数字告诉我们，他们来自哪个阶级，现在的经济地位又是如何。这里弥漫着市侩习气，充斥着尔虞我诈的关系，也流露出对上层的妒羡和不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认识了伏脱冷这个典型。而在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沙龙里，集结的是一群“出名放肆的男人”和“最风雅的妇女”，他们寻欢作乐，放荡不羁，作者着力描写辉煌掩盖下的精神空虚，虚伪遮饰下的勾心斗角，正是在这里，我们目睹了鲍赛昂夫人的荣辱。这两个交替出现的场景，或者说，整个万头攒动、互相倾轧的巴黎社会的典型环境，为野心家拉斯蒂涅的成长发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他以伏盖公寓为基地，向“上流社会”猛冲过去，上下两个熔炉，合铸了这个典型性格。紧扣着环境表现人物，环境的变化促使人物发展，典型人物又使环境具有典型特征，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这样，巴尔扎克的创作就较好地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

巴尔扎克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集中概括的典型化原则塑造人物。“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如果他只是想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么他的作品就根本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做法，使作家笔下的人物从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尔扎克象出色的素描画家一样，只需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征勾画得惟妙惟肖，而且与其内在性格相得益彰。

在《高老头》中，重要人物如伏脱冷，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性格描写上，巴尔扎克特别渲染他笔下每一个典型最基本、最富于特征、最能表现其性格本质的东西。如高布赛克的贪婪、葛朗台的吝啬、于洛的好色、菲力普的凶残等等。为了达到最充分地揭示形象的目的，他把这类主导特征又加以扩大、提炼和夸张，乃至用近于漫画的手法，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是，巴尔扎克认为这是人物“情欲”恶性发展的结果，他把这种“情欲”绝对化，就难免会导致人物的失真。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数以千计，但主要人物，有的尽管类型相同，也同样做到了面目各异。如同是爱钱如命的高布赛克和葛朗台，同是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绝无雷同之感。就是许多次要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也栩栩如生，各具特点。这是因为巴尔扎克不但牢牢把握了人物的本质，也赋予人物以鲜明的个性。高里奥的两个女儿就是既有***同点，又绝不会被混淆的人物。大女儿由于混入了贵族圈，因而高傲、跋扈；二女儿由于还被排挤在“上流社会”之外，又遭到情人的遗弃，丈夫的虐待，因而阴郁、伤感。同样敲诈父亲的钱财，前者是豪夺，后者是巧取，作为艺术形象，都是***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典型。

巴尔扎克还善于用“人物再现”的方法即以前作品中的人物在以后作品中再次出场的方法，把《人间喜剧》的许多典型人物贯穿起来。如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还是一个涉世不深，“天良”未泯的大学生；但到了《纽沁根银行》里，他已是银行家投机生意的得力助手了。以后他还得到伯爵封号，当上了部长。这样，不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得到了符合于性格特征的充分发展，而且把各个独立的单篇也连成一个互相关联的艺术上的“有机整体”。

此外，《高老头》在结构安排，语言个性化，心理描写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