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法实施一周年效果如何？

反家暴法实施一周年：维权意识待提高 操作存难点

具体内容：

去年3月1日，《中华人民***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如今反家暴法施行已逾一年，反家暴法在贯彻实施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为家暴防治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请看记者在云南的实地调查。

家暴不再是私事

反家暴法实施后，法院可对申请人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42岁的农村妇女张某接过丈夫死亡后的照片，突然嚎啕大哭，照片滑落在地。就在不久前，因不堪忍受丈夫长期家庭暴力，张某趁丈夫醉酒熟睡时将其杀害。而当时的场面，不幸被张某10岁的女儿看在眼里。

实际上，像张某这样从受暴者成为极端施暴者的并非个例，仅在2016年云南省楚雄州法院就先后审理了两起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杀夫案。不仅女性、儿童、老人可能是家暴受害者，女欺男的案例也并不鲜见。2015年7月，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中，妻子殴打丈夫并且使用刀具，丈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请求邻居报警，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李雪松介绍，近三年来云南省各级法院审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700余件，呈现出案件数量总体上升、案件类型较为集中、家暴形式多为人身伤害、受害主体多为妇女、案件发生地多在农村等特点。

在楚雄张某杀夫案中，张某曾3次找妇联寻求帮助，但妇联只调和他们的矛盾，“要离婚去法院”。她也曾两次因家暴报警，一次警察并未出警，另一次出警后将张大嫂带到宾馆居住，但并未惩处施暴的丈夫。而当她打电话向娘家求助，娘家却“让她忍一忍”。她提出离婚，丈夫却又不同意。张某几乎“避无可避、忍无可忍”。

“家庭暴力案件原来常被错误地当做婚姻家庭纠纷，没有得到家庭和社会应有的重视，以致酿成悲剧。”云南省妇联副主席农布央宗介绍，云南省妇联系统近三年的信访统计显示，家庭暴力占信访量的22.2%。

不过，随着反家暴法的出台，类似案例在萌芽阶段得到遏制已成为现实。反家暴法出台后不到一个月，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人民法院依法向被申请人小龙(化名)送达了民事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小龙对申请人小青(化名)实施家庭暴力，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而这也是泸西法院发出的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云南省首家以家庭暴力防治与干预为核心业务的社工服务机构——昆明市五华区明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胡燕告诉记者，反家暴法出台后，明心社工进行反家暴宣传时，发现公众不会再那么抗拒。“原来只有服务中心周边两个比较熟悉的辖区派出所会给明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转介个案，2016年，转介个案的派出所已经增加到了4个。”

从主动求助的个案数量上看，2016年更是增加了54%。“不少求助者表示有了反家暴法，求助更有底气和勇气了。以前被打了，大部分时候只能忍着，忍无可忍了才出来求助，现在更多人愿意站出来求助；以前去求助的时候被告知是家务事，现在越来越多警察会积极介入。”胡燕说。

执法层面有难度

执行主体不明确，取证有困难，法律知晓度还不够

北京明航律师事务所戚连峰律师最关注的是反家暴法的可操作性。“法律到了操作环节，全都是细节。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到底是该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还是法院执行庭来执行？按照法律规定，两者都有执行义务，但又不是唯一义务主体，这样就比较容易造成推诿。”

实际上，针对法律规定不够细化的问题，云南省高院和云南省妇联已经联合出台《云南省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办法》，不仅明确“离婚、同居关系终止、解除或者终止监护关系后仍***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为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当事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公安机关、居(村)民委员会等相关单位有协助执行义务。

不过，真要启动人身安全保护令仍然并非易事。“突发性和隐蔽性导致家庭暴力取证困难，这让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受暴者不得不继续承受暴力的折磨。”胡燕说。

“反家暴法从酝酿到出台花了十几年时间，应该说法律出台时已经比较成熟，目前存在的问题最主要是如何认识、执行反家暴法的问题。”戚连峰律师表示，反家暴法的出台为遭受家暴者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应该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

“家庭暴力不像我们消费和开车，相对而言仍然是低频次的事件，现在不管执法者还是普通民众，知晓度还很不够。”北京市汇融律师事务所王松律师认为，目前对反家暴法的宣传力度远远不够，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部法律，即便是反家暴法中最关键的救济力量——基层的执法人员，不少人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反家庭暴力法具体条文也都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