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万之争看保险业的发展

原文，多说一句，当王石和田朴珺搞暧昧，背叛妻子的时候，他今天的出局就已经是必然，失去岳父家这条大腿，他王石算个屁

作为中国的企业领袖，作为中产上中产的榜样，王石的引退必然引发热议，或心灵鸡汤，或深度分析，洋洋洒洒，一时刷屏。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微妙而深刻的事情，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

目前，万科的股东排序为，深铁占29.38%，宝能占25.4%，AB股占6.18%，万科管理层4.14%。如果根据相关法律甚至常识，按照持股比例算，正常应该是这样，非独立董事方面，深铁第一大股东2-3席；二股东宝能占2-3席；万科管理层1-2席；AB占0-1席，此外各方还能竞争4个独立董事的推选。

然而，在中国常识和法律都是柔软的。深铁提名的11人名单中，深圳国资背景者5人，万科管理层3人，剩余的独立董事也包括刘姝威这样站队明显的学者。这就意味着，这次万科新一届的董事提名中，没有第二大股东宝能、第三大股东安邦的身影。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媒体质疑宝能对于万科董事的提名权。但无法否认的是，法律学界和市场业界均普遍认同，保监会的处罚并不意味着证监会的处罚，违反《保险法》也不代表违反《证券法》，不影响前海人寿的提名权。

还有观点从宝能的资金层面质疑，但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组织的研究报告认为，宝能将资金组织方式用到了“极致”，虽然蕴含了风险，需要监管方面针对监管漏洞加以弥补，但在现有法规下，其资金组织方式并未有违规之处。更何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司法机关宣布剥夺前海人寿持有万科股权和相应股东权利。根据公司法，宝能的股东权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

但即便如此，持股达到25%的宝能系，竟然能不出现在万科的董事会提名中。

由此，万宝之争的结局已经较为清晰：前海人寿与姚振华本人遭到重罚，王石出局，郁亮等万科管理层力量也被削弱，深圳地铁集团为代表的深圳国资成为“宝万之争”这场股权纷争的最大赢家。

从2016年开始进场，起初打算通过资产注入方式增资入股，经华润集团与宝能系反对未能成行，到宝能系成为第一大股东，恒大集团进场等各种戏剧情节。最终，今年深圳地铁集团通过现金购入华润集团、恒大集团股份的方式，成为万科持股29.38%的第一大股东，超过宝能系25.4%。从目前的董事席位来看，不出意外将获通过，深圳国资拥有最多的董事会席位，对万科的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那么，谁输了呢？首先是是混合所有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2014年的，政协会议经济界别第34组小组讨论会上，谈及混合所有制，民企老板们猜疑，在央企（包括国企）不放开控股权之下的混合所有制，民企是否会沦为“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担心没有控股权，很容易“羊入虎口”，只投钱而没有话语权，“公平”难以得到保障。

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在这场股权争夺中，混合所有制需要的民营股东不见踪影。这就在提醒人们，民营企业，毕竟还是一个民字。民和国，民和官还是有着深刻的差别。从更大层面上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被宝万之争做出了宣判，即使万科管理层和最大股东深铁都反复强调过，坚持万科的混合所有制体制。

更重要的是，市场输了。以后恐怕没有民营企业的大资金会去争股权了，因为股权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权力的作用远大于股权，有股权也无法取得控制权。

正因为如此，才有一位资深投行人士的评价：达能股权之争、万科股权之争是中国经济发展史性质最大的负面事件。前者是民族主义情绪击败了规则，后者击败规则的，是规则制定者。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前城门立柱的典故，众所周知。商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向老百姓表明法令的权威、有效，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普法宣传。这次普法宣传，确立的民众对法令的稳定预期，从而完成法家思想对秦国的改造，为秦统一天下奠定基础。

而另一个与之相反的典故则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在这个典故中，周幽王通过自己的行动，告诉臣民，我的最高法令、最紧急的法令“烽火”，是不算数的，没有意义的，谁相信谁就是傻瓜。

那么，宝万之争的这个局面，到底是当年秦国城门的那根立柱，还是周幽王的烽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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