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经济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谈到经济法主体的范畴，一般认为十分广泛，包括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企业、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的非经济组织以及公民。然而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就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之法”⑴，“是以国家对经济干预之法为中心而形成的”。⑵依照这种观点，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中必定有一方为国家（如未另做说明，本文所指“国家”乃是狭义的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也就是说经济法律关系必须由国家为一方主体构成。诚然，国家成为经济法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必须由国家作为一方主体才能构成经济法律关系呢？一、区分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不同地位的必要性大陆法系国家将法律区分为公法(jus publicum)和私法(jus privatum)，这种划分始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他的划分标准是：“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如有关政府的组织、公***财产的管理、宗教的祭仪和官吏选任等法规；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姻、物权、债权、债务和继承关系等的法规。”⑶这是一种以利益的差别作为划分标准的学说，遭到后世很多学者的批判，后来资产阶级学者对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与罗马法比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标准有主体说、性质说、目的说等，而最普通的学说就是“主体说”。这种学说认为“公法所规律的法主体，最少有一方是国家或是由国家予以国家的公权者，反之，私法所规律的法主体，直接地都是个人或非‘国家公权的主体’的团体，国家只当第二次的（换言之，就是在直接受规律的法主体再没有维持那法的力量，因而得到关系者的保护请求时）才受到其规律。区别公法和私法的基本标准，即在于此。”⑷由此可见，如果肯定了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必然性，就是肯定了经济法本质的公法属性。因此，明确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就与明确经济法的本质是公法还是私法等同起来，那么区分经济法的本质是公法还是私法是否有必要呢？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就坚决地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区别，他认为公法和私法都是国家法，依据这些法律，无论是人民之间，还是国家和人民之间都是权利义务关系，因而无必要区分。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则指出凯尔森在方法论上的问题：过于强调法律的观念性，而忽视了实在的世界，他认为“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国法的一切规律，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属而不同其意义”。⑸“公法和私法都是属于国家法（美浓部达吉在这里所说的“国家法”有特定的含义，他在其《法之本质》一书中谈到：法的观念或本质，和国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社会就跟着有法，在与国家没有关系的社会中也有其特定的法。但是，与国家没有关系的社会的法，没有区别为公法和私法的必要。）的，但其所以尚有区分之必要者，……，完全是因为私法在第一次的是关于其他社会——特别是个人相互间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则上是由那社会本身的力量维持，只当那社会的力量不足以资维持时，才第二次地由国家去当其适用维持之任的缘故。不错，广义地说来私法亦是国家法，但那是‘第二次的’国家法，在这点，是应当和公法区别的。”⑹ 在我国，公法与私法划分必要性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平息。过去我国法学理论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认为公法、私法的划分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作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公法，没有私法。随后，在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对于公私法的划分及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产生了另一种片面认识，认为搞市场经济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无，从而导致一个时期人们重私法、轻公法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两种观点都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都是没有正确地理解区分公法与私法必要性的表现。事实上，区分公法与私法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它已成为现行法律体制的一个基本假设。虽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现代法以区分公法私法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识。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律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区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籍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规范这两类关系的法律法规性质上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机关。对于任何法律法规，若不究明其属于公法或属于私法，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其内容和意义，不可能正确解释和适用。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但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司法的技术操作提供指导，更重要的是促进一种理性的制度建设，为社会生活提供尺度，它将与个体的私人生活和公***生活发生根本的关联。由此可见，当前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以对经济法而言，只有通过明确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确定其本质，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二、国家在经济法的不同分部门中主体地位不同既然法律按照主体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公法和私法，那么经济法本质应该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根据主体说的区分方法，如果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国家必须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那么经济法显然属于公法范畴。但是笔者认为将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必然的一方主体，亦即将经济法归为公法，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不妥之处。经济法学界一般将经济法分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管理（或称规制）法两大部分。这种划分方法是以经济学上所说的国家干预理论以及相关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市场失灵理论主要是有关市场调节无法解决社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问题及其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解决这一总量失衡问题的理论；而政府失败理论，只要是有关政府运用经济政策调节社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问题方面出现的调控失败及官僚主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理论。⑺因此所谓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就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分别以间接的经济政策与直接的经济管理手段来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关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学界基本达成了***识，国家的确必然作为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所以宏观调控法应该属于公法，因此本文不做赘述。但是有关市场管理法的理论却颇受争议，按照上述标准对经济法进行划分所得出的市场管理法，它的调整对象与传统行政法调节的经济法律关系的界限就很模糊了。因此笔者认为，由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不应该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而是行政法所管理的范畴，正是因为没有将二者区分开来，导致了市场管理法理论体系的混乱。经济法应该分为宏观经济法与微观经济法，宏观经济法就是通常所说的宏观调控法，它所调整的对象是国家为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调控措施进行利益再分配的经济法律关系。由此不难看出，宏观经济法具有社会公***经济管理的性质，因此国家必然作为宏观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一方主体，这是经济法作为一种公法属性的重要体现。至于微观经济法则与目前所说的市场规制法有很大差别，它的调整对象并非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与市场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而应该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和司法的手段调整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正如美浓部达吉所言，私法是“第二次”的法，而“第一次”的法是个人相互间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则上是由个人本身的力量维持，只当个人的力量不足以维持时，才第二次地由国家通过司法手段去解决。微观经济法正是这种“第二次”的法，笔者认同“经济法是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的法”⑻的观点，而增量利益关系的产生就在于增量利益的协作生产、竞争、消费（分享）、再协作生产、……这种循环不息的过程之中，而微观经济法就是直接调整协作生产、竞争、消费这三个环节中的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微观经济法主要分为企业法、竞争法、消费法三个部分。在这些法律领域中，应当由国家通过法律明确赋予市场主体平等的生产、竞争、消费增量利益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市场主体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决，只有在私权利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第二次”地去寻求国家司法机关的保护，正是一种私法本质的体现。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法属于公法，微观经济法属于私法，但是经济法与传统公法和私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正如前文所说区分法律的标准有主体说和性质说、目的说等，美浓部达吉认为应该将各种不同的标准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那么按照主体标准划分，经济法确实分为公法与私法两个部分；而按照性质说和目的说，却体现了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的区别所在：按照调整对象来区分，经济法调整的是增量利益关系，这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才出现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法律所没有考虑也很难以“现代化”的；按照规定利益来区分，由于现代社会大都采取协作生产的方式，经济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已不是像过去小商品生产时代那样简单——非国家利益则个人利益，而是与公益相关的私益——即通过社会整体利益为媒介而最终获得的个人利益。所以说经济法的本质既非传统的公法也非传统的私法，它是新型公法与新型私法的融合，也是任何传统公法或者私法所无法取代的。三、国家不应充当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如前所述，在微观经济法中所调整的对象应该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国家不应当充当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法我国目前实在寥寥无几：企业法中，虽然我国与企业相关的法律可谓名目繁多，但是要么以民商法的形式存在，要么以行政法的形式存在，而调整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协作生产关系，保证个人不因协作生产而损失其应该获得的增量利益的法律却几乎没有；竞争法中，我国现在有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这部法律只是民商法条款与行政法条款的简单拼凑，其中并无实体的经济法权利义务也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国家在竞争法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之间追究，予以行政处罚，市场主体在竞争法中只是处于被动的受控状态，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而消费法中，我国目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也处于和竞争法同样的尴尬境地。本文试图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切入分析，论证国家应当退出微观经济法主体，同时应当尽快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法体系。（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到底应当是市场竞争主体之间的，还是国家与不正当竞争者之间的？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由国家直接采取措施对不正当竞争者主动追究法律责任，某种程度上固然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手段是否是最公平、最效益的呢？是否可以让国家退出这个法律领域，而改由法律赋予每个竞争者平等的权利，当他们被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利益时可以直接向行为者主张自己的权利，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应当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国家不应该过多的直接干预，而应退出这个领域，原因如下：第一，从性质上来看，市场竞争指的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一种经济状态，不正当竞争也应当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一种经济状态，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如果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体，显然会使该法名不副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要保护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国家与经营者之间带有隶属性质的不平等关系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二，从成本上来看，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发生在市场竞争活动中的，而国家一般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活动，所以对单个市场竞争行为的具体信息并无从了解，也没有必要了解。而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处于市场竞争活动中的经营者却对相互之间的行动时刻密切关注，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所以一旦有不法经营者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最先发现的一定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其他竞争者，其敏锐程度要大大高于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因此，国家如果要及时地发现和追查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需要组织专门的力量对市场进行监控，这必然造成反不正当竞争的成本大大增高。而如果由法律赋予竞争者相应的权利义务，一旦市场中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被侵害利益的竞争者肯定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直接向不正当竞争者发难，其成本显然要低出很多。第三，从效果上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目的，而由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者追究法律责任，往往既不能惩罚不正当竞争者也不能补偿利益受损的竞争者，根本无法很好地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根据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规定，追究不正当竞争者的法律责任，其往往简单地处以罚款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进行处罚，而利益受损的竞争者并未得到补偿，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的。而且，实践证明，在执行中还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者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不正当竞争者被处以罚款之后，继续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甚至变本加厉，要将罚款的损失补回来。而在一次罚款之后，面对不正当竞争者的行为，国家机关往往保持沉默，二者保持一种微妙的“默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与不正当竞争者之间不但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反而通过罚款，双方处于一种“双盈”的局面：通过罚款国家经济管理机关获得了利益，而不正当竞争者所承担的责任可能远远低于获得的非法利润。国家与不正当竞争者各取所需，而二者所获得的利益，恰好却是那些合法竞争者的！如果能够由法律赋予竞争者平等的权利，让竞争者之间自行调节经济关系，则可能更加公平合理。因为竞争者参与市场竞争活动就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对立的。只要一方被发现实施了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被侵害利益的一方就绝不会手下留情，肯定会充分利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在实质上体现了法律的公平理念。（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情况类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对象应当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我国目前该法所调整的对象却主要是国家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人，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干预结果往往是一罚了事，而至于罚款的数目是否令经营者受到了处罚，又或消费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补偿就不是经济管理职能范围之内的事了。实际上，为什么我国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愈演愈烈？因为很多情况下，一方面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人即使受到法律制裁还是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被侵害权益的消费者即使提起诉讼却得不偿失。此消彼长之下，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如何能够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与竞争法中所述理由相似，无论从性质、成本还是效果上来说，国家都不应该充当消费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但是由于消费者相对与经营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弱势地位，所以要求国家以特殊的形式作为消费法律关系主体出现。由于经营者通常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标；而消费者则通常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两类市场主体之间在追求的目标上是存在冲突的。经营者为了营利，极可能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于不顾，通过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去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向消费者隐瞒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等各方面的信息，从而会导致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出现“信息偏在”或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虽然在形式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一旦国家退出调节这种法律关系之后，仅仅依靠国家制订消费者保护政策和立法是远远无法改变消费者这种弱势状态的。那么是否有一种新的经济法主体的出现来帮助或者代理普通的消费者处在一种相对平等的地位上来对抗经营者呢？有学者提出经济法主体中应当包含一种名为“社会中间层”的组织，即一种社会中介性质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一部分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在我国，消费者协会应该属于这种组织，但是现在的消费者协会，基本上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对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一般是“不告不理”的，这显然不符合现今消费者权益受损严重的状况。同时，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打假公司”，以营利为目的为消费者提供打假服务，这应该也可以成为“社会中间层”，但是这种新兴的组织显然还缺乏规范，难以达到与经营者对抗的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将消费者协会与打假公司相结合，官方组织与民间团体取长补短，形成一种专业化、商业化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正是由于它的专业化和商业化，保证了这种中介组织有能力去收集市场信息，帮助消费者摆脱“信息偏在”的状态，使消费者和经营者达到一种平等的地位。相较于国家和个体消费者，这种“社会中间层”应该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