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的侧重点

借用对比::

“五中全会的公报,亮点有几个,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过去高消耗、高污染的问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社会司副司长刘文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10月15-18日,中国***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二五”规划定下了调子。

不少接受本报采访的官员和学者认为,在未来10年,“十二五”这5年当中会做哪些事、能做成哪些事,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而以下三个互相关联的点将是“十二五”期间须着力完成的任务。

任务一:把蛋糕做得有质量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最大的特点在哪里?

李佐军:理解“十二五”的特点关键是抓住三方面六个字,一是“转型”,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民富”,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改革”,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各个领域的改革力度都会相当大。

汪玉凯:“十二五”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面临的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如果说过去我们一直在注重做大蛋糕的话,“十二五”则要注重如何才能把蛋糕做 得有质量。它不再追求单纯GDP的增长速度,而讲求经济的增长质量,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要和老百姓的收入挂钩,要使各阶层的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国强 转向民富。

“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最大的差别,简单讲就是五中全会公报中的两句话,它确认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富民战略和内需战略等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杨宜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现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是非常紧迫的。最直接的一个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国家产生了新的思考。

过去我们的外贸、加工和三来一补主要都是为外国人服务,我们很多人口红利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变成了发达国家消费的福利,我们也赚到了一些利润,那是非常微薄的。现在我们希望通过扩大内需之后,能够更好地为本国人服务。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发达国家出现金融危之后,我们对外经济的依赖度这么高,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我们以前是向外使劲,现在是向内使劲。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写得很清楚,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过去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1995年就提出来了,已经15年了,但一直不理想,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各自的责任。

刘文海:中国的经济总的还是保持了比较高速的增长,GDP肯定也低不了,现在公报上也不提这个数字是多少了,可能是要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现在我们没有必要讲速度这么快,但一定要将发展的方式转过来。现在虽然很快,但是我们要更加注重质量。

时代周报:就你所知,地方政府对“十二五”时期要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会存在哪些问题?

李佐军:其实各个地方不一样,“十二五”期间他们***同面对的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现在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与“十 一五”相比是要下降的,但是很多地方上的领导还是想在经济上高速增长、赶超发展,与中央强调的平稳较快发展的思路是矛盾的。这是地方上要面临的一个决策问 题。

第二个是中央提出的要保护资源环境,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十二五”时期执行的力度仍然会比较大,而地方仍然追求高速发展的话,会面临比较大的环保压力。

第三个是“十二五”期间产业的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有些人力资源和生产要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有一定的基础,转型比较顺利;但是一些地方基础比较差,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他们面临的升级转型压力也比较大。

时代周报:你怎么理解“包容性增长”这个词?有学者预测它会被写进“十二五”规划里面。

杨宜勇:在经济学里面,包容性增长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是相对于排斥性(Exclusive growth)增长而言的,两者的英文只有前缀不同,但是“包容性增长”翻译得不好,我觉得应该译成“***享性增长”比较好。胡锦涛总书记提这个词的时候是 在国际场合上讲的,他必须用国际场合上的话,外国人都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词不会写进“十二五”规划里面,一是因为它是一个外来语,二来它层次还是比较低,是很技术性的一个词。你看看印度的 “十一五”(2007-2012)规划,人家3篇加在一起是1300页A4纸,它的PDF文档在网上可以下载,第一篇就是Inclusive growth,我们写出来也是跟在人家后面跑。我觉得我们的“统筹发展”就比它好,范围比较广泛。

任务二:实现“民富”目标

时代周报:应该怎么理解转变发展方式与富民之间的关系?

刘文海:转变发展方式与富民应该是统一的关系。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般就是走节约资源和友好型的发展道路;而另一个就是要扩大对民生方面的投入,加大社会建设力度,这也能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

另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失衡的状况,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时代周报:你觉得怎样才能实现“民富”?

要实现“民富”,在未来五年间应该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的格局,扩大中段收入格局,保障最低收入阶层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在企业提高效益的前提下,要适当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因为大部分是靠劳动工资作为主要收入,目前工资水平还是比较低,所以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其实我国的内需市场是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简单点说就是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不足。

杨宜勇:所谓“民富”,你要创造自己的增加值,增加利润。过去我们老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你老跟外国人打工,在产业链的低端,挣血汗钱,你能富得起来吗?以前中国人老说自己是世界的加工厂,人家印度是要做世界的办公室,立意都比你高远。

“民富”并不是靠国家来发钱,严格意义上说,国家是不创造一分钱的,只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拿到另一个口袋而已。关键还是要提高企业竞争力,所以 “十二五”规划里提要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个方面就是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不能只卖力气,要成为专业人士,更加专业化,更加注重知识产权、制度创新, 要靠创新和技术,这样才能赚大钱,实现民富。

任务三:转变政府职能

时代周报:在未来五年中,要转变发展方式,政府职能应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变?

汪玉凯: “十二五”期间必须改革政府过度主导经济的管理模式,把政府职能的侧重点由主导经济发展转向主导社会管理和公***服务上。

政府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改善经济调节,未来的侧重点是要加强政府工作的战略性、前瞻性和预见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要 严格市场监管,把设立公平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市场运行过程,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要把社会管理和公***服务职能逐步确立为政府的主导职能。因此,“十二 五”期间,政府职能的优化、转变,都要把突出社会管理和公***服务职能放在重要位置。

五中全会公报上提到“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积极和值得期待的信号。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因为行 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度,还取决于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启动。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有事先启动的前提下,行 政体制改革才有发展的空间。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