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宗旨是什么？

梁啟超新史學的最突出特徵就是批判與創新精神。他的新史學觀是在對封建舊史學的反思與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啟超“新史學”的開創性功績。 晚清王朝時，面對外來侵略和內部腐敗，其所代表的皇權專制政治也已走到了盡頭。於是社會便開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與“改革開放”的今日中國相比，晚清社會的轉型是以政治轉型領先，經濟轉型滯後為特徵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會政治的變革成為決定和影響這一時期思想文化和學術發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湧現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識的進步知識分子，他們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鑒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並由此產生了日益強烈的改革要求。從立憲到***和，從改良到革命，隨著社會政治思潮一浪高過一浪的衝擊，晚清傳統政治文化處於不斷瓦解中。這種政治形勢，深刻地影響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學術，因而也就導致了中國傳統史學與近代社會的不相適應更加明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學者深感無史之痛：“中國史界革命之風潮不起，則中國永無史矣，無史則無國矣。”所謂無史，並非中國沒有歷史，而是指中國沒有與近代社會生活相適應的史學。在新史學的倡導者眼裏，就是沒有“民史”、“國史”和“信史”為中心的史書，沒有能夠與民族獨立進步、國家富強發展相關的歷史學。這意味著中國傳統史學必須革新。而恰恰正是這個時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傳入，極大地啟迪了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國家、民族、民權、平等等觀念逐漸取代了朝廷、帝王、專制，以及封建等級制度的觀念，為新史學提供了價值內容。於是，一批學者在批判舊史學之弊的同時，提出了創立中國新史學的問題。在這場中國史學界批評舊史學的主戰場上，其旗手竟不是“激進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認為“改良派”的梁啟超等。梁啟超在新史學的創建上，並非以“保守”姿態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場開局的。 早在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就已指出君主專制制度是中國致弱的總根源。他針對舊史學曾強調指出，“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的傳統“君史”，不能使人們對一國的“強弱之故”有所洞察，不能幫助解救近代的民族危機，“君史之敝極於今日”。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載《新史學》，該長文分《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係》、《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六節，以批判與創新的精神，激烈抨擊了封建史學的通弊，闡明了大膽革新史學的基本宗旨。在此重要史學論著中，梁啟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史界革命”、“求史之公理公例”、“統在國非在君”等重要思想命題，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學思想。1897年，梁啟超就在《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中明確區分了“君史”、“國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國史”是西方近代史學的主要內容。他說：“民史之著盛於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兩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記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唐會要》、《兩漢會要》諸書，於國史為近，而條理猶有所未盡”。他在《新史學》一文開卷明義：史學是“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可見他要以史學借鑒功能導出政治變革的理由。 梁啟超基於他對歐洲各國史學促進民族主義發達和文明進步的了解，特別強調在民族危機之時應改革中國史學，使其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他說：“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梁啟超在倡導史學革命時，深切地融入了政治關懷的情結。史書編輯者曾鯤化1903年時也曾提出：“歷史學者為學界最宏、富最遠大、最切要之學科，社會上之龜鑒，文明開化之原理，國民愛國心之主動也。”“歷史為國魂之聚心點，國民愛國心之源泉。”很顯然，梁啟超倡導的新史學，是為了救亡的需要而被提到了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高度的。 梁啟超認為，傳統史學服務對象極為落後，研究目的也很偏頗。他指出傳統史學有“四弊”、“二病”和“三惡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因此傳統的史書“難讀”、“難別擇”，令人“無感觸”。梁啟超在對封建舊史“四蔽二病三惡果”一一澄清的同時，痛斥封建史學為“帝王將相家譜”、“相斫書”、“墓志銘”、“蠟人院”，可謂入木三分，力透紙背，充分體現了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中批判精神的精髓。 總之，梁啟超認為傳統史學是以帝王政治為中心，以朝廷、個人為服務的對象的，而與社會大眾無關。因而，這樣的史書只有使讀者“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梁啟超提出：“統也，在國非在君也，在眾人非在一人也，捨國而求諸君，捨眾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之可言，更無正之可言”。只有國家才是正統，只有民眾才是正統，如英、德、日諸國那樣，只有經過憲法確定，並且得到人民承認的體制才是真正的正統。梁啟超的論述雖不是專門討論史學問題，卻充分反映了西方民主思想賦予的嶄新政治眼光和國民權利意識。梁啟超在１９０１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中就認為，“民族是歷史的主腦”。他把整部中國史分為“中國之中國”時期（上世史，黃帝至秦之一統）、“亞洲之中國”時期（中世史，秦一統至乾隆末）和“世界之中國”時期（近世史，乾隆末至今），完全以中華民族之成立發展之跡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為貫穿全史的主線。梁啟超力主在近代世界，沒有“民權”，就沒有“國權”的觀點；認為“彼一人私有之國家，終不可以主於優勝劣敗之世界。然則今日而求國家意志之所在，捨國民奚屬哉！”在傳統觀念中，“國”就是王朝、皇權，而在梁啟超的史學視野中，特別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國”則被明確界定為一定的地理區域中全體民眾的“集合體”。他在１９００年發表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中就表述了如下觀點：“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由此以來，就形成了梁啟超的以國民為主體的近代國家觀念。 梁啟超在以國民為主體的近代國家觀念指導下，認為歷史活動的主體已不再是帝王將相了。相應地，歷史研究和史學服務的主要對象也必須從帝王將相轉移到國民本位上來。毫不誇張地說，這就是中國近代史學意識上的一場革命。梁啟超早在二十年代初發表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就擲地有聲地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則‘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而已。……史之目的乃為社會一般人而作，非為某權力階級或某智識階級而作，昭昭然也”。此論頗有現實意義，仿佛就是針對今天遍及中國的“紅色記憶”所宣揚政黨與階級史觀的有力否定。史學家鄧實也曾指出：“民史”就是“能敘述一群人所以觸接、相交通、相競爭、相團結之道，一面以發明既往社會政治進化之原理，一面以啟導未來人類光華美滿之文明，使後人之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可見，“民史”也就是全體國民的歷史，“民史”取代“君史”或“黨史”，也就是以國民為研究對象的史學取代以統治者為中心的史學。 政治是梁啟超重視治史、倡導新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梁啟超雖注重“國民”、“民族”或“國家”，但其理想中的“國民”主要是指具有近代立憲政治能力或資格的政治公民，因而梁啟超也並不否認英雄的歷史作用。正因為有造時勢的英雄，“社會所以活動，人生所以有意義”。救亡需要改革，改革立足整體；救亡需要政治導引，政治導引呼喚“英雄”的作用。 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批判認為，舊史學是新史學的阻力與陷阱，對舊史學批判愈是徹底，新史學的前景愈益廓清與開闊。梁啟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學”、“史界革命”等史學上的主張，是建立在批判舊史學的基礎上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激烈批判舊史學，具有為社會革新解放思想，鳴鑼開道的作用。同時，梁啟超《新史學》的理論依據是進化論，充滿了挑戰皇權的人權意識和社會演化的歷史觀，這對於中國史學的更新與社會的轉型，具有十分明顯的奠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