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恶具体是指哪些罪？

“十恶”具体的名目是这样的：

谋反。谋反这一罪名从秦朝就已确立，一直沿用到清末。律文的注解很简单，说是“谋危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物神，社稷历来作为国家和君主的象征。谋反就是企图危害君主或国家。其刑罚与下述的谋大逆一样，律文本身也都是将谋反和大逆连称。

谋大逆。“大逆”在秦汉时用来做一些被认为罪大恶极犯罪的形容词，并没有具体的罪名指称。唐朝的法律注解明确这类犯罪有三项具体罪名：“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宗庙是皇帝供奉祖先的庙宇，山陵是皇帝先人的陵墓，宫阙是皇帝本人居住的地方，这些都是皇帝和皇权的象征，图谋破坏就是企图侵害皇帝的祖宗和挑战皇帝的权威，因此必须严惩。《唐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本人不分首从皆斩；其父亲和16岁以上的儿子皆绞；妻妾和15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母亲、女儿、儿子的妻妾、孙子、祖父、兄弟、姐妹全部没入官为奴婢；家中的部曲、奴婢、资财、田宅也全部没官；伯叔父、侄子无论是否同居，皆流三千里。即使是仅仅图谋没有实际实施，仍然要处绞刑。到了明清时进一步加重到参与谋反大逆的全部凌迟处死，大功以内的满16岁以上的男性亲属全部处斩。

谋叛。谋叛是指“谋背国从伪”，即图谋叛国投向敌对皇朝。这也是从春秋时代起就有的罪名。以后就是在战场上放下武器投降敌军的也算是重罪，比如从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中可以看到，凡是在战场上被认为已经战死的人以后又活着回国的，就要罚为官府的奴隶。如果是主动放下武器的都要株连家属。比如汉朝的将军李陵没有为皇帝战死，后来家属都被处死。《唐律》规定有叛国企图的，首犯处绞刑，从犯处流刑；已经“上道”即已实施叛国行为前往投向敌对皇朝的，不分首从皆斩，妻、子流二千里。而百姓“亡命山泽”不听从官府召唤的也以谋叛论罪；胆敢抗拒官兵，就以“上道”论。

恶逆。恶逆原来也只是一个恶性犯罪的形容词尾缀，隋唐后来专门指一组家族内部犯上侵害罪名。包括子孙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侄子杀害伯叔父母、姑母；弟弟杀死哥哥、姐姐；外孙杀死外祖父母；妻子杀害丈夫、或丈夫的祖父母或父母。《唐律》规定不分首从皆斩，明清律进一步加重到凌迟处死。

不道。“不道”本来往往和“大逆”连称，是恶性犯罪的形容词尾缀，隋唐后专门指一组恶性侵害罪名。包括了一次杀死一家没有犯有死罪的三人以上，罪犯要不分首从皆斩，妻、子流二千里。不仅杀人还肢解人的，罪犯也是不分首从皆斩，妻、子流二千里。“造畜蛊毒”，即培养、训练毒兽毒虫暗中害人，只要有这种行为，并且被人们认定足以害人的，无须有伤害事实即罪名成立，罪犯以及教令者处以绞刑，其同居的家属即使不知情仍然要流三千里，当地的“里正”未能及时告发也同样流三千里。采用“厌魅”，即暗中施用巫术诅咒企图害人、或者是企图控制他人感情(比如企图以此赢得家长、主人的喜爱)，如果是企图以巫术杀人的，减谋杀罪二等；因此而导致人死亡的，以杀人罪论；为求祖父母、父母、主人喜爱而施行巫术的，流二千里；如果是针对皇帝施用巫术的，不分首从皆斩。

大不敬。“不敬”至少从秦朝开始就是专指侵犯皇帝尊严的罪名，隋唐以后包括了：(1)盗窃皇帝用于祭祀神灵的祭品，盗窃皇帝的生活用品。都处流二千五百里。(2)偷盗或伪造皇帝的印信。偷盗者，绞；伪造者，斩。(3)因失误在为皇帝合药时没有按照药方配药或者是写错了封题；为皇帝烹调“御膳”因失误而触犯“食禁”饮食方面的禁忌)；为皇帝制造车辆或船只因失误而不牢固。根据礼教臣子对于君父不得有任何失误的原则，都要处以绞刑。(4)“指斥乘舆”，即严厉指责皇帝。处斩。(5)对于皇帝派出的使者没有礼貌。处绞刑。明清法律将(1)、(2)罪名加重到斩，而将(3)、(4)、(5)减轻为徒刑和杖刑。

不孝。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据说这是第一个朝代夏朝的法律就已经确立的原则。当时中原地区的各部族大多是严格的父系社会，并且信奉祖宗崇拜，将自己死去的祖先作为最重要的神明来祭祀，因此绝对不容许对于父祖权威的挑战，因此将“不孝”列为头等大罪是很有可能的。以后随着王权的加强，对于王权的挑战也成为最重要的犯罪，必须遭到严厉的惩罚。隋唐以后的不孝是一组被认为严重违反孝道的罪名，具体包括：(1)子孙告发或诅詈祖父母、父母。告发者和谩骂者都要处绞刑。(2)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即子孙在祖父母、父母尚未去世的情况下就和祖父母、父母分家单过(如果是祖父母、父母指示分家则无罪)。徒三年。(3)违反祖父母、父母的“教令”。即有意违抗祖父母、父母的教训和指令。徒二年。(4)“供养有缺”。即对于祖父母、父母的供养不充分。徒二年。(5)在为去世的祖父母、父母服丧期间有违反孝道的行为：自己娶妻或出嫁，或者是在服丧期间奏乐、脱掉丧服改穿“吉服”。徒三年。(6)“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即听说祖父母、父母去世不马上悲痛哭泣的开始服丧(这是因为当时法律规定凡是官员一旦有祖父母、父母去世的情况，必须立即离职守丧一定期限，而在这一强制性的服丧假期里朝廷并不给予俸禄。所以不少官员为了贪图俸禄而故意匿丧。相反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躲避某些危险责任，也有的官员会诈称祖父母、父母死而以服丧作为逃避方法)。处以流二千里。(7)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徒三年。明清律对这一类罪名进行了大幅度的减轻处理，告发祖父母、父母减为徒三年，以下大多减为杖刑。

不睦。不睦是一组亲族内部互相侵害的罪名，因有违礼教“亲亲”的原则，也列为十恶。《唐律》规定的这类罪名包括：(1)谋杀缌麻以内的亲属。谋杀缌麻以内尊长的，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实际杀死的，不分首从皆斩。相反，尊长谋杀缌麻以内卑幼亲属的，各依故杀罪减刑二等；已伤者，绞；已杀者，依故杀罪处理。(2)出卖缌麻以内亲属。将期亲以内的卑幼亲属(包括弟妹、子孙、侄子孙、外孙、子孙之妻、堂弟妹)“略卖”即强行出卖为奴婢的，和斗殴杀死期亲以内卑幼亲属同样处理(如斗杀弟妹徒三年，斗杀子孙徒一年半等)。如果是“和卖”(得到被卖者同意的)，各减一等处刑。出卖其他缌麻以内的亲属要按照普通的略卖、和卖良民为奴婢罪同样处理。(3)妻子殴打、谩骂或告发丈夫大功以上的尊长和小功以内的尊亲属。妻子殴打、谩骂丈夫尊长亲属的，比照丈夫的同样行为减罪一等(如果减刑后过轻，则比常人加一等处罚)。告发丈夫以及丈夫的祖父母、父母的，徒二年。明清法律基本承袭了这些规定。

不义。不义是一组被认为违反礼教尊卑等级之义的罪名。隋唐以后主要指平民谋杀本地各级地方长官(包括朝廷派出的使节、刺史、县令)，士兵谋杀本部五品以上的长官，学生谋杀目前担任其指导教学的教师。凡是预备谋害的，流二千里(一般谋杀罪为徒三年)；已有伤害的，绞；已杀害的，皆斩。另外还包括妻子听说丈夫去世后不立即哭泣服丧，或者在服丧期间奏乐、脱掉丧服改穿吉服，甚至在服丧期间就改嫁的，都要和上述的子孙为祖父母、父母服丧时违反孝道罪行同样处理。明清律基本相同。

内乱。内乱是一组亲族内部的性犯罪罪名。隋唐以后主要指小功以内的同辈亲属通奸，双方都处流二千里。如果是强奸的，男方处绞刑；但如果是和祖父、父亲的妾通奸的，或是小功以内不同辈分之间的通奸(具体而言指：伯叔母、姑、姐妹、儿媳或孙媳、侄女)，就要处绞刑。

实际上除了“十恶”以外还有很多被认为是严重触犯统治秩序的犯罪也是不可赦免的。历代发布的大赦令中一般都列举谋杀以及故意杀死他人、放火、劫囚、受财枉法等不得赦免，明清法律明确规定十恶以外的杀人、盗窃官府财物、强盗、窃盗、放火、盗墓、受财枉法、诈伪、犯奸、略人、略卖人口、奸党、故出入人罪等罪犯也是“常赦所不原”。

株连

一人犯罪，就要他的全家一起来受刑罚处罚，这种“株连”(法律上的正式称呼叫做“收孥”或“缘坐”，如果全部都处死的叫“族诛”)亲属的连带刑事责任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一个国家的刑罚总是针对这个国家最推崇的价值观念，越是价值观念推崇的就越会被用做处罚的对象。中国古代强调家族伦理，于是就设计出让一人犯罪、全家受罚的处罚方式，来警告人们不得轻易触犯法律。

从现有一般的史料来看，这种制度倒不是很早就有的。虽说儒家经典《尚书》里有一篇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泰誓”指责纣王“罪人以族”，但是这一篇被认为是后人的伪作。历史记载上最早明确实行“三族”法律的是秦国，据《史记》的《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第四代国君秦文公实行了这一法律，这是在公元前746年。这里的“三族”究竟是哪三族，历史上一直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的说是父族、母族、妻族；也有的说是父、子、孙；也有的说是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儿子的兄弟。惟一能够肯定的，这无疑是指杀死罪人一定范围内的全部亲属。至于其他国家是如何开始实行这一法律的，则史无明文。从《春秋》的记载来看，有不少贵族在争斗中失败后“族党”被杀光，号为“灭族”。

战国时期的法家主张以重刑威吓百姓，其中很重要的手段就是“重刑而连其罪”，一人犯罪，全家受罚。以后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进一步加强各种使人们承担连带刑事责任的法律。反对国王的严重犯罪要“夷三族”，将三族内的亲属全部杀光，比如李斯因“谋反”被判“夷三族”。过去一般都认为这时的“三族”主要是指罪人的父母、妻子及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但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三族”实际上是一个统称，并非机械的指三类亲属，应该指的是罪人的全部直系亲属，以及最近的旁系亲属(兄弟姐妹)、配偶。稍微减轻一点的是“族诛”，据说就是杀光罪人的妻子、子女。比如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后，特别规定“以古非今者，族”。而且很多罪名都规定要“收孥”，将罪人的妻子、子女都“收”为官府奴隶。

汉朝初年为缓和社会矛盾，曾接连采取一系列减轻刑罚的措施。高太后当政时宣布废除“夷三族”，但当时的法律仍然保留“族诛”。还有专门的“收律”，规定被处以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刑罚的罪犯，以及因为犯奸罪被处以宫刑的罪犯，都一律要“收”，妻子、子女都要收孥；房屋、土地等财产也全部没收。但如果儿女已经结婚(包括成婚后守寡或被休弃)、另立门户，或者具有爵位的，可以不收孥。如果妻子告发丈夫犯罪的，妻子可以不被“收”；相反丈夫告发妻子的，也可以不被“收”。

汉文帝即位的当年(前179)就进一步实行改革，下诏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最公正的，用来禁止暴虐、指导和保护善良百姓的。现在有人犯罪就要将他那无罪的父母、妻子和子女、同胞兄弟都视为罪人而收孥。朕认为这不适当，请讨论废除。”可是朝廷大臣都反对，认为：百姓不能自治，所以才用法律来禁止。互相有连坐收孥的关系来牵制他们用心，使之不敢犯法，这是久远以来的法律，还是不改动为好。汉文帝却仍然坚持，再次下诏：“朕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善良，罪刑相当老百姓就服从。而且教育百姓使之善良是长官的责任，既不能正确引导，反而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来治罪，是驱使百姓走向暴虐，怎么可能禁止暴虐？朕看不出这有什么好，请进一步讨论。”大臣这才同意废除亲属相坐的“收律”。同时这位锐意推进刑罚改革的汉文帝再次明确宣布废除“夷三族”，不过后来因为他受了骗子新垣平的欺骗，于是一怒之下，将新垣平“夷三族”，这样，夷三族就又得以恢复，“族诛”也一直保留在刑罚体系中。只有“收孥”以后好像确实是不再普遍使用了。

曹魏时期的法律仍然保留“夷三族”，但在后期发生了一个变化。当时毋丘俭因起兵反对司马师，兵败被杀。按照反逆重罪要处“夷三族”，毋丘俭的儿媳荀氏也要缘坐处死，然而荀氏家族却是和司马师家族联姻的。为了救出荀氏，司马师要求魏帝下诏，允许荀氏和毋丘俭的儿子离婚。但是荀氏所生的女儿毋丘芝虽然已出嫁刘子元，仍然作为毋丘俭的孙女也要被处死，只是因为毋丘芝已经怀孕，被关押在监狱中，等待分娩后即被处死。荀氏向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何曾求情，何曾授意下属向朝廷上书说：妇女在父母有罪和丈夫家有罪的两种情况下都要受缘坐处死，“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为此建议朝廷修改法律，未婚女子只缘坐父母之罪，出嫁以后只缘坐夫家之罪。曹魏朝廷果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修改了缘坐的法律。

这次修改后的“夷三族”法律以后又一次变化，东晋初废除了“夷三族”，不久后又恢复，但改为谋反之类重罪的罪犯“缘坐”的亲属中，男子处死，而女子被收为官奴婢。北朝则男有“门诛”，凡反逆重罪“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这一时期又恢复了收孥，南朝凡重罪罪犯应判处死罪的，妻子及子女都要补奚官为官奴婢。北朝规定重罪罪犯被判处流刑以上刑罚的，都要收其一户亲属配为“杂户”。不过到了北朝末期废除了“门诛”和“夷三族”的名称，逐渐统一称呼为“缘坐”，除了谋反大逆等反对皇帝的重罪外，普通的贼盗之类犯罪不再适用缘坐，而且即使缘坐也采用了南朝的只处死罪犯男性亲属，将女性亲属没为官奴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