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的立法思想包括哪些？

唐初的统治者认真地总结并吸取了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提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又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其基本要点就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老百姓在丧乱之后得到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唐初的统治者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里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以外，还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法律制度。从《唐律疏议》及唐初所制定的一系列律、令、格、式来看，唐初统治集团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以下几点：

（一）奉行礼刑并用、德主刑辅的思想

礼刑并用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经过两汉的充实和发展，至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立法和司法中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唐初在如何确定治国方略时，曾在李世民主持下进行过激烈的辨论，以封德彝为首的一些人主张“以威刑肃天下”，以魏征为首的一些人则主张以仁义治天下，魏征等人认为“仁义，礼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李世民基本上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因为他看到隋文帝“不说儒术，专任刑名”，常因小过定以重罪的流弊，特别是隋炀帝“益肆淫刑”，召致“败亡亦促”的悲剧。他用许多笔墨论证礼与法的本、用关系，以及二者的统一性，主张以德治为本，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

这样，唐初综合了汉以来运用礼、刑进行统治的经验，并以最高执政者——皇帝的权威身份，宣传德礼与刑罚不是对立的，不能割裂二者的统一关系，这对当时的立法与司法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原属于礼的规范，被赋予法的形式。从汉初以来流行七百年的“春秋决狱”，也由于唐律完满地体现了礼与刑的结合而终于被废止。以继承李世民遗训著称的高宗李治，在他执政以后制订的《永微律疏》中便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正法宽简稳定，保持法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早在高祖李渊时，就以“务在宽简，取便于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及至太宗即位以后，明确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缓”。他又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重人罪即重条。数受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宽与简，是唐初立法的一个重要思想。贞观修律时，基本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贞观律及其后的永微律，都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刑罚较为宽简的法典。

唐初的统冶者不仅要求法律简约易见，还强调保持稳定，变更法律一定要“详慎而行之”，否则宽简之法也将流于苛烦。唐太宗对大臣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而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因此“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是不轻易地制定法令，立法时要慎重；二是一旦立了法就要坚决执行，不轻易改变和废止法令。太宗时自房玄龄等修定律、令、格、式以后，一直没有大变动。高宗永微年间修定律疏，对贞观律的律文本身，也没有作较大的改动，主要是撰修了一个解释律文的疏议，对《贞观律》有一字的修改，都要在《疏议》中郑重声明，可见唐朝的后代君主非常注意遵守祖制，决不轻易改变前代君主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法律。甚至直到唐末，“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存”。所以唐代的法律制度，除了武则大执政与安史之乱遭到两次较大的破坏以外，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与稳定性。

（三）在法律适用上，强调执法审慎

法律适用是国家实现法律调整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后的环节，法律适用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整个法制。因此，唐初统治者强调审判案件、执行法律的严肃慎重。唐初不仅制定了十分完备的唐律及其他一些律令格式，而且法律执行情况也是较好的。

这种思想贯彻到法律规定中，就是对于重刑与死刑案件，唐初法律规定了严格的复核制度。死刑案件须经过九对会审，并且还要经“三复奏”、“五复奏”才能执行。史书说：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反映了唐初在法制上取得的成就。

唐初从执法审慎的思想出发，要求司法官重视证据，对于证据不足者，不得轻易判决。执法审慎还表现为严惩官吏贪赃枉法，唐太宗尤其“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由是官吏多自清谨”。既有较好的法治，又有较好的吏治，这就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呈现出繁荣昌盛的盛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