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忽必烈的二百字历史故事
1251年7月1日，忽必烈长兄蒙哥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即蒙古帝国大汗，是为元宪宗，因为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4] 忽必烈在这段时间内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窦默、赵璧等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还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悦而受之。忽必烈尊崇儒学，“圣度优宏，开白炳烺，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5]
1252年，宋军攻打河南边地。忽必烈请准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蒙哥任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6月，忽必烈前往草原觐见蒙哥，奉命率军征云南。[6]
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忽必烈得到京兆封地。忽必烈建立京兆宣抚司。[1] 忽必烈率领大军在六盘山度夏。秋天，大军经过临洮进入藏族地区，到达忒刺（今四川松潘）地方。8月，忽必烈率军从陕西出发，进攻位于今云南等地的大理国；1254年1月2日，忽必烈攻克大理城，国王段兴智投降，忽必烈灭大理国。云南地区并入大蒙古国版图。[7]
1256年，忽必烈又增受怀孟州封地。1256年夏天，以南宋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蒙哥正式宣布了攻击南宋的意向。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引起蒙哥的疑忌。1257年，蒙哥命阿蓝答儿等在关中设钩考局，查核京兆、河南财赋。阿蓝答儿等从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中，罗织一百余条罪状，旨在除灭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员，削弱他的势力。十二月，又亲自去朝见蒙哥。蒙哥见忽必烈来朝，相对泣下，要他不必再作表白。[8]
1258年农历七月，蒙哥率大军攻入四川北部，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1259年初，在合州城下攻势受阻。[9]
1258年11月29日，根据蒙哥的旨意，忽必烈在开平东北行祭旗礼，正式出兵启行南下攻宋，于次年8月2日，忽必烈率军抵达河南汝南，继续向南宋进发，并派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1259年9月3日，忽必烈统领中路军渡过淮河，攻入南宋境内，随后一路向南，在湖北开辟新的战场，进攻长江中游的鄂州。[10]
登基为帝
孛儿只斤·忽必烈
1259年8月11日，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山病逝。9月19日，在四川的忽必烈异母弟末哥派来的使者向忽必烈宣布这个消息，并请忽必烈北归继承帝位。忽必烈则认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于是进攻南宋，并多次获胜，后来，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派使者密报，和林众臣谋立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而且阿里不哥已经派阿蓝答儿在开平附近调兵，脱里赤在燕京附近征集民兵，使者催促忽必烈早日北还。11月17日，儒臣郝经上《班师议》，陈述必须立即退兵的理由，坚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决心。忽必烈声称要进攻南宋首都临安，留大将继续对鄂州的围攻，增加对南宋的军事压力，南宋丞相贾似道派使者请和，约定南宋割地，并且送岁币，忽必烈于是在当日撤兵北返。[10]
1260年1月4日，忽必烈率军抵达燕京即今北京市，解散了脱里赤征集的民兵，“民心大悦”。忽必烈率军在燕京近郊驻扎，度过整个冬天，并积极
“忽必烈汗” 的传统蒙古文写法
和诸王联络，准备在1260年春天召开库力台大会，举行登基大典。[10]
1260年5月5日忽必烈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即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发布称帝的即位诏书《皇帝登宝位诏》，在诏书中，他自称为“朕”，称他的哥哥元宪宗蒙哥为“先皇”。[12]
1260年6月29日，忽必烈发布《中统建元诏》，正式建年号“中统”。[13]
1264年9月7日，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12月18日，忽必烈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5]
攻灭南宋
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作为驻夏的纳钵。
1264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忽必烈建立“大元”国号后，
1272年二月，采刘秉忠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
1273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北京市）。大都代替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至此以后，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
1274年，忽必烈命令屯戍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兵15,000人，大小战船900艘出征日本。在日军坚决抵抗下，首战只获小胜，未能深入。不久，因台风将大部分战船毁坏，加上已兵疲箭尽，元军只得仓促撤回。[14]
1275年二月，忽必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杜世忠等一到日本，就被镰仓幕府处死。这一消息直到1280年才传到元朝。于是，忽必烈决心再次征讨日本。是年下半年，元朝征调军队（包括结集南宋新附军），成立征东行省（亦称日本行省）主持征伐大计。[14]
1276年2月4日，元军攻入临安，宋恭帝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南宋灭亡，元朝掌握全国性政权。1279年3月19日，南宋海上流亡政权残余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被消灭。[5]
1281年正月，忽必烈命令元军兵分两路远征日本，但仍然失败。[14]
晚年去世
忽必烈的妻子察必于1281 年先他去世。五年之后他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早逝。或许由于这些个人悲剧的刺激，忽必烈开始酗酒，并且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他的体重迅速增加，越来越肥胖，并被因酗酒而引起的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与此同时，他的一些政策也遭到了失败，至公元1294年2月18日（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病逝。
为政举措编辑
政治体制
忽必烈恢复的行政机构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宋朝灭亡后，元朝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5]
在位期间，忽必烈注意选用人才，重用汉臣，如董文炳（忽必烈称其为董大）、刘秉忠、张弘范等，任命色目大臣阿合马掌管国家财政。采用汉法，建立各项政治制度。如在地方上建立行省，中央设中书省，开创我国省制之端。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并令人编辑《农桑辑要》于至元二十三年颁行全国。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开辟中外交通，在各地建立驿站，巩固了对全国各地的统治。[5]
民族政策
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15]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他还建议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15]
宗教政策
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15]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15]
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和解。[15]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为大汗蒙哥服务过。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15]
经济政策
忽必烈发明了“钞”即纸币。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1264年，他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来计算主要商品的价值。他的第一任“理财”大臣是穆斯林赛夷阿札儿，他把钞票的发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他们两人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使钞票贬值。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阿合马于1282年被暗杀，他死后受到忽必烈的贬责。桑哥因贪污被处死。为了阻止原钞票的下跌，有必要发行新的钞票，以免轮到新币贬值。这也许是忽必烈最初使用“钞”时始料未及的事情。[5]
控粮政策
为了备荒，忽必烈恢复了王安石之后被取消的国家控粮的政策，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他还组织了公众救济，将稻米和玉米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1260年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5]
人物评价编辑
总评
忽必烈作为一个征服者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浩劫，但在历史上仍能获得不错的评价。忽必烈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建立者。他是少数能够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虽来自游牧民族，但十分重视中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6]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认为，忽必烈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接受了汉文化。[17] 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尊崇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称赞忽必烈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认为这是“彼实有权被此名”。[5]
历代评价
郝经：今主上应期开运，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推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19]
董文用：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谋果断。爰从潜邸，有志斯民，植根干而佐理皇纲，聘耆德而讲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驾长江，过化存神，有征无战。迨其龙飞滦水，鼎定大都，革弊政以维新，扩同仁而一视。规模宏远，朝野清明。内则肇建宗祧，创设台省，修举政令，登崇俊良；外则整治师徒，申严边将，布扬威德，柔服蛮荒。加以圣无不通，明靡不烛，守之以勤俭朴素，养之以慈惠雍和。收揽权纲，综核名实，赏罚公而不滥，号令出以惟行。万汇连茹，群雄入彀，削平下土，统正中邦。慕义向风，声教实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职贡无遐迩之殊。方且开学校而劝农桑，考制度而兴礼乐。国号体乾坤之统，书画焕奎壁之文。罄所有而酬战功，不待计而救民乏。听言择善，明德缓刑。钦福锡民，遇灾知惧。得《洪范》惟皇之理，过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时和岁丰，民安吏职。盖帝德克周于广运，故至公均被以无方。可谓文致太平，武定乱略，继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20]
朱元璋：①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宽恤爱人，亦可谓有仁心矣。[21] ②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22] ③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23]
宋濂：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24-25]
邵远平：遂辟雄图，混一中外；德威所指，无远弗届；建号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败；英明克断，用无祗悔。[26]
毕沅：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惟以亟于财用，中间为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纲陈纪，殷然欲被以文德，规模亦已弘远矣。[27]
魏源：元之初入中国，震荡飘突，惟以杀伐攻虏为事，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其去突厥、回纥者无几。及世祖兴，始延揽姚枢、窦默、刘秉忠、许衡之徒，以汉法治中夏，变夷为华，立纲陈纪，遂乃并吞东南，中外一统。加以享国长久，垂统创业，轶辽、金而媲汉、唐，赫矣哉！且其天性宽宏，包帡无外。阿里不哥及海都、笃哇诸王，皆亲犯乘舆。对垒血战，力屈势穷，一朝归命，则皆以太祖子孙，大朝会于上都，恩礼宴赉如初。当南北锋焰血战之余，或离间以侍郎张天悦通宋而不信。敕南儒被掠卖为奴者，官赎为民。所获宋商、宋谍私入境者，皆纵遣之而不诛。置榷场于樊城，通宋互市，弛沿边军器之禁。其长驾远驭如是。宋幼主母子至通州，命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上都。除弘吉剌皇后厚待之事别详《皇后传》外，其母子在江南庄田，听为世业。其后文宗时市故全太后田为大承天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翔龙寺永业，直至顺帝末，始夺和尚赵完普之田归官，直与元相终始。宋之宗室如福王与芮等，随宋主来归，授平原郡公，其家赀在江南者，取至京赐之。此外宗室多类此。即奸民冒称赵氏作乱者，从不以累及宋后，其优礼亡国也如是。思创业艰难，移漠北和林青草丛植殿隅，俾后世无忘草地。又留所御裘带于大安阁以示子孙。武宗至大中尝诣阁中发故箧阅之，则皆大练之服。西域贾胡屡献牙忽大珠，价值数万而不受。宫闱肃穆，无艳宠奇闻。至元八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男，夜中有光，或奏请除之，帝曰：“何幸天生一好人，奈何反生妒忌！”命有司加恩养。伯颜伐宋，谆谆命以曹彬取江南不戮一人为法。其俭慈也又如是，非命世天纵而何？惟功利之习不能自胜于中，故日本、爪哇之师远覆于海岛，王、阿、桑、卢掊克之臣相仍于覆辙，盖质有余而学不足欤！[28]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29]
曾廉：世祖崇儒重道，而特进言利之臣，三进三乱而讫不悟，岂非其明有所蔽耶？然其不欲剥民亦审矣。殆以为自我作则，将上下均足，堪为后世经制也。呜呼！以世祖之仁，乘开国之运，而言利之弊，若此，然则利其有可言者耶？至其任中书枢密而重台纲，法纪立矣。国治民安是在知人哉！[30]
孙中山：秦皇汉武、元世祖、拿破仑，或数百年，数十年而斩，亦可谓有志之士矣。拿破仑兴法典，汉武帝纪赞，不言武功，又有千年之志者。[31]
屠寄：汗目有威棱，而度量弘广，知人善任，群下畏而怀之，虽生长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汉地，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东兴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缅甸、爪哇之师，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而又盛作宫室，造寺观，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罪而正之，闾阎受患已深矣。[32]
柯劭忞：蒙古之兴，无异于匈奴、突厥。至世祖独崇儒向学，召姚枢、许衡、窦默等敷陈仁义道德之说，岂非所谓书生之虚论者哉？然践阼之后，混壹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致治之隆，庶几贞观。由此言之，时儿今古，治无夷夏，未有舍先王之道，而能保世长民者也。至于日本之役，弃师十万犹图再举；阿合马已败，复用桑哥；以世祖之仁明，而吝于改过。如此，不能不为之叹息焉。[33]
趣闻轶事编辑
涮羊肉的发明传说与忽
忽必烈出行图
必烈有关。忽必烈率军远征，嫌伙食太差，想吃清炖羊肉。厨子便宰杀羔羊，剔选羊肉准备做。可敌军突然来袭，厨子情急之下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锅里混乱搅和一下，就捞出来，放点配料，给忽必烈端去了。忽必烈肚子咕咕叫直叫，吃完就披挂上阵去了。没过多久，忽必烈就凯旋了。回朝后，忽必烈不忘厨子的功劳，就让他再做一次，并说味太淡，该多些配料。文武大臣吃后，皆竖大拇指。忽必烈高兴，给这道新菜赐名“涮羊肉”。[34]
家族成员编辑
父母
父亲：孛儿只斤·拖雷（1193—1232年），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第四子（幼子），尊号“也可那颜”（大官人）。成吉思汗生前分封诸子，拖雷留在父母身边，继承父亲在斡难和怯绿连的斡朵儿、牧地和军队。成吉思汗留下的军队***有约12.9万人，其中大部分都由拖雷继承。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三儿子孛儿只斤·窝阔台继位，拖雷监国。1232年率军击败金军，在回军途中病逝。其子孛儿只斤·蒙哥即位后追上尊号，谥“英武皇帝”，庙号“睿宗”。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时，被改谥为景襄皇帝。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加谥“仁圣景襄皇帝”
母亲：唆鲁禾帖尼（1192年－1252年），大蒙古国（蒙古帝国）皇太后，克烈氏，是拖雷的正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的生母。
后妃
右大斡耳朵：大皇后帖古伦 察必皇后南必皇后，（？―1281年）。1273年纳为皇后，姓弘吉剌氏（《新元史》作宏吉刺氏），名察必，济宁忠武王弘吉剌·按陈之女，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中统初年立为皇后。至元十年（1273年），上尊号“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至元十八年（1281年），察必去世，谥号“昭睿顺圣皇后”。察必禀性聪明，善于把握事业成败契机，在元朝建立之初，成为元世祖的左右助手。
右第二斡耳朵：塔剌海皇后 奴罕皇后
右第三斡耳朵：伯要兀真皇后 阔阔伦皇后
右第四斡耳朵 ；八八罕 妃子 撒不忽 妃子
子女
儿子
长子：孛儿只斤·朵儿只
次子：皇太子孛儿只斤·真金（1243年—1286年1月5日），忽必烈嫡子，元成宗铁穆耳之父，母察必皇后。1261年被封为燕王，1273年被封为皇太子。1286年1月5日去世，1293年元世祖上谥号明孝太子。1294年元成宗登基，追尊其父真金为皇帝，为真金上庙号裕宗，汉文谥号文惠明孝皇帝。
三子：安西王孛儿只斤·忙哥剌。元九年（1272）忽必烈将他的第三个儿子忙哥剌封为安西王，镇守唐兀之地。至元十七年（1280）忙哥剌病亡，阿难答袭封为安西王。
四子：北安王孛儿只斤·那木罕，皇太子真金同母弟。
五子：云南王孛儿只斤·忽哥赤。至元四年八月，封云南王，赐驼纽鋈金银印。九月，置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柴桢并为尚书，兼王傅府尉，宁源为侍郎，兼司马。
六子：大王孛儿只斤·爱牙赤。至元二十二年，赐银印。二十四年，叛王势都儿犯咸平，爱牙赤率宣慰使塔出，自沈州北讨，命宣慰使亦力撒合分兵趋懿州，寇遁去。后病卒。元贞初，其子孛颜帖木儿入朝，赐金帛如诸王大会例。所部在兀剌海路，地硗瘠贫乏，泰定元年移镇阔连东部。孛颜帖木儿之兄曰阿木干，阿木干子曰也的古不花，泰定中亲信用事，车驾幸上都，与中书省臣兀伯都剌等居守焉。
七子：西平王孛儿只斤·奥都赤。至元六年十月，封西平王，赐驼纽鋈金银印。九年，命讨建都蛮，诸王阿鲁帖木儿、秃哥，南平王秃鲁，各率所部从之。
八子：宁王孛儿只斤·阔阔出。至元二十六年，始封宁远王，赐龟纽鋈金银印。三十年，从成宗备兵北边。至元二十七年，成宗入嗣大统，以军事属阔阔出，师久无功。大德三年，命武宗即军中代之。十一年，武宗即位，以翊戴功，进封宁王，换兽纽金印。至大三年，三宝奴告阔阔出谋为不轨，武宗命楚王牙忽都等鞫之下狱。平章察乃铁哥廷辨，其诬得释，犹徙于高丽，赐其妃完者死，以畏兀儿僧铁里等二十四人同谋或知而不首，并磔于市。鞫基狱者皆升秩二等，赐牙忽都金千两、银七千五百两，三宝奴赐号答剌罕，以阔阔出清州食邑赐之。皇庆元年，铁哥奏：世祖诸皇子惟宁王在，宜赐还。仁宗从之。明年二月，卒。二子；曰薛彻秃，曰阿都赤。薛彻秃，延祐七年四月封宁远王，至治二年进封宁王。三年七月，入朝。请印。英宗不允。泰定元年，赐福州路永福县一万三千六百有四户，置王傅。至顺二年二月，与沙哥坐妄言不道，安置薛彻秃于广州，沙哥于雷州。至元二十八年，以燕铁木儿言，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