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实际，能谈谈对儒家人治思想的认识吗？

儒家“人治”思想批判思想境界 任羽中提要：儒家的“人治”思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则对中国的政治进步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人亡政息”的怪圈，抹杀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理直气壮的批判。关键词：儒家“人治”思想道德中心主义法治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对中国乃至周边许多国家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思想感情、伦理道德、言行举止都还留有儒家思想的深深烙印。对于这一笔庞杂而独特的遗产，我们曾经粗暴的全盘否定，还企图将它“打翻在地”、彻底“革命”，这种过于激进的态度可能有着非常崇高的出发点，但却违背了历史的规律，不但没有使中国文化真正“脱胎换骨”，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恶果；也有一大批海内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把儒家思想抬到很高的地位，甚至提出只有儒学的复兴才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思想方法基础，只有对孔孟学说“返本开新”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他们的爱国情怀当然值得敬仰，但我们却必须认识到：儒家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糟粕，就整体而言，它无法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论。尤其儒家的“人治”思想，对于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对其进行批判，消除“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有法不依”等种种余毒，抵御它对民主法制建设的干扰。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家国一体”的观念。作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族观念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把国当作家的放大，因此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没有分际，治国之道也就等同于家庭里的原则[1] 。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 。儒家“人治”思想的根基便在于这八个字上边。旧家庭中，父亲是一家之主，拥有最高的权威，妻子儿女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同时也往往没有独立的人格，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不知酿成了多少悲剧！也难怪五四人物把中国家庭骂作“万恶之源”“戕害人性”了[3] ！把家中的“孝”推到国家层面，就有“事君不忠非孝也”[4] 的说法，君王可以把国家当作一姓的私产，把天下苍生视为“子民”，他“口含天宪”、赏罚由己，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他就是“王法”，除了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瞎了眼的“天”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制约他的权力。就像在家不能怀疑、反抗父权一样，老百姓也只有寄希望于皇帝大发慈悲。可是遍观二十四史，那些自称“奉天承运”、满口“仁义道德”的“圣明天子”，有几个不是吃人的魔王！儒家的“人治”，其实就是要最广大的人民老老实实接受那一套用“三纲”“五伦”编织而成的专制秩序，它绝对不可能给我们人人平等的现代人际关系，也无法保证现代社会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裸虫三百，人为最劣”……甚至钱钟书先生也感叹：“人心之险，非水之能喻也，谈笑而戈矛生，谋虏而机阱作。”[9] 在没有证据表明人性可以根本改造的情况下，把道德泛化，把政治、法律道德化，实在是不明智的。儒家要求人人都努力提高道德水平，要求统治者应该道德高尚，这是可取的；但离开了法律制度的约束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一厢情愿的以为每个人（尤其统治者）都会自觉自愿的实行“道”，并以此来说明“人治”的必要性，绝对难以服人。历史证明，儒家缺乏把政治作为独立范畴来思考的政治哲学，它的这种“道德中心主义”[10]，一方面把管理国家归结为君主自上而下的道德示范和对人民的道德灌输，使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无法实现；一方面使中国的人民只是一种“道德的存在”[11]，根本不知道也不去争取政治权利，导致长期以来“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12]，所以“人治”的后果是“官治”“专制”，只有“法治”（rule of law ）才能达到“民有、民治、民享”。“人治”所必需的前提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儒家于是不断的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天生圣人”，老百姓于是只有跪在“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神牌下焚香祈祷。然而历史却无情的嘲弄着我们：因为政权是靠暴力取得的，皇权是父子相传、世代沿袭的，这样的情况使得那些真正道德上完善的“内圣”很难成为“外王”（比如岳飞就只能含冤死去，统治国家的依然是昏君赵构）；同时，由于权力不受限制和监督，仅仅靠几个正直儒生的讽谏和道德说教就想让统治者自我约束也不过是空想，本应成为全国道德典范的“外王”往往道德极其败坏。而且不管什么人取得了政权，巩固了统治，哪怕他明明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哪怕他不仁不义丧尽天良，他也可以把自己打扮成道德的化身，一大群无耻的儒生立即会围拢过去，替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如此一来，他的合法性也就确立起来，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残害百姓了！这样的情况史不绝书，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啊！儒家虽然也提出了“从道不从君”的防范措施，认为统治者如果背离了“道”，人民便可以根据“道”的指引而拒绝服从君命。然而“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的‘道’，除了普遍王权之外，再无制度性缆系的着落、碇泊之处”[13]，所以尽管发生了无数次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农民起义，其结局最好也无非是改朝换代而已。“人治”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了个人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盛行。既然“天下非一人所有，唯有德者居之”，那么“君师合一”的最高统治者就是道德最高尚、最有智慧的“圣人”，他的决定自然就“上合天命，下得民心”，其他人只需“遵旨”即可，根本用不着再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也根本不允许有监督、参与或者怀疑、反抗。即使决策再荒唐，再没有理智，统治者也可以用道德的权威来解释——反正他宣布他自己就是“道德”。“人治”还造成了中国社会阴谋诡计的泛滥。君主们一方面装扮得道貌岸然以欺骗人民，另一方面他要以一人之力统治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就不能不依赖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由于“家天下”的本质和对权力的贪婪、对其他人的猜忌，就使得他不能不大搞权谋。这种所谓的“政治智慧”与科学精神根本对立，人们在如此社会背景之下，往往心理健康大受损害，大量的精力和心思都用去作那些“工夫在诗外”的事情，内斗内耗成为通病。而与之相对的，“法治”与科学精神是贯通的，科学精神延伸到社会领域就是法治精神，科学与法律是可验证、可遵循的，社会秩序依靠明确、客观、严密（非“严酷”）的法律条款来保障，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防止“狡狯文化”（柏杨语）的盛行。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4]，即“政”“刑”的效果有限，只有“德”“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季康子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的时候，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15]。这种对刑罚的深恶痛绝和对道德教化的迷信[16]，后来发展为董仲舒的“阳德阴刑”“任德不任刑”[17]。儒家反对滥施刑罚，这是仁爱思想的体现，值得我们赞赏。但用道德和礼法代替法律，却造成了很坏的后果。一方面，他们“引礼入法”，提出“春秋经义决狱”，把“法”当作推行“礼”的工具，把中国的法律搞成了一个礼、法结合的怪胎[18]。“三纲五伦”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谁违背了“礼”，谁就要遭受酷刑，“礼教”因此可以“吃人”。而只要是“礼”所容许的，就算是杀了人（比如为父母报仇），也没有罪，还要被表彰，结果导致了情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私刑泛滥、复仇盛行[19]；“礼”所不容的，即便做得再有道理（比如揭发自己父兄的罪行，又比如为了争取爱情而逃离封建家庭），也可能成为刑罚的对象。另一方面，道德的化身——君主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一个人的意志成了法律的来源，他的诏令、上谕则是具有最高权威、最高效力的法律形式。法律不但不能制约他，反而必须由他“钦定”。他还是全国最高、最终的法官，一切案件他都可以过问，判不判、怎么判，都取决于他个人的好恶。尽管封建王朝也可以搞出一大套法典来，但在皇权面前不过一堆废纸，他不仅完全不必遵守，而且能随心所欲的修改、废止。其余毒就是今天还存在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人治”还有一个根本的大缺陷，就是摆脱不了“人忘政息”的历史怪圈。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20]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好多舍身求法的改革家（比如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沤心沥血的要变法图强，可一旦身有不测，或者背后的支持者死了废了，他的一整套做法就被完全废除，国家被搞得一团糟；一般来讲，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比较有作为，头脑也要清醒一些，可他的子孙却一个比一个混蛋，传不了几代，“基业”就会败得干干净净，“列祖列宗”以为把“祖训”刻在宫殿里的铁牌上，子孙就会铭记在心了，谁想到这一切都只有等“后人”来“哀之”法治的精神和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不允许轻易变更的。在民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到法律约束、人民监督的根本政治制度也不会因为领导集团的变动而变动。从这个意义上看，不仅“人能弘道”，“道”其实也可以“弘人”；“为政之道”当然要“在人”，但也必须有“制”的保证。总而言之，儒家的“人治”思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它建立在一种道德中心主义的空想之上，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是回避和歪曲了问题的实质，因此不仅没有实现“仁政”，反而助长了暴政；在实践中则对中国的政治进步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抹杀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尤其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理直气壮的批判（蔡尚思先生指出：对“真孔子的思想”，“如不批判其糟粕方面，糟粕就会长期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为害极大。”[22]），从而真正跳出“人亡政息”的怪圈，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