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柏康有为二女儿康桐碧的丈夫书生罗昌喝退两万日军

说起罗昌，知道它的人不多。说起康有为，我了解的不多。罗昌是康有为及其女婿的弟子。他娶了康有为的二女儿康桐碧。

康桐碧，广东南海人，本名文佩，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0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是这所女子学院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辛亥革命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山东道德会会长、中华妇女联合会会长。她是诗人、画家、社会名流、社会活动家，是真正的女中豪杰。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的要求下，她结拜为兄妹。

“罗昌，广东宝安县人，1883年出生于美国檀香山一个富裕的华人家庭。他从小就接受了中国最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我父亲期望他将来成为新中国的栋梁，所以很早就送他去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然后转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历史和法律，并在那里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罗昌立即回到中国，参加了首都专门为留学生组织的科举考试，并获得了举人的称号。1912年受聘为中华民国第一届政府交通部部长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和外交生涯。”

历史学家张立凡这样评价：“罗先生精通中西文学，精通国际法，尤其是希腊罗马文史。民国时期，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驻山东大使，厦门海关监管，驻新加坡、伦敦、加拿大总领事。退出政坛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讲授欧洲古代史、古希腊罗马文学等。1949年后，奉命接管北京师范大学，任文学院长，代理校长。”

担任山东谈判代表。

罗昌于1914年出任山东特使。关于这段历史，康桐碧在《山东外交特派员罗昌济南退敌纪实》一文中做了专门介绍。

据康桐碧回忆：“1914年，德国人企图将原铁路两侧30英里范围内的采矿权扩大到60英里，又发生了划界纠纷。施贤富文忠在交通部工作，因为他在邮政部门工作过，熟悉吉焦路。况且他曾去过欧美，阅历丰富，经验丰富，对外交敏感。经内阁会议决定，他被任命为山东省处理中德谈判的外交使节。接手后，住所在济南上步纬三路，离德国领事馆很近。”

熟悉济南的人都知道，上步街就像一个棋盘，因经纬路而得名：东西为经线，南北为纬线，与地球的纬度相反。以吉焦铁路为基础，道路由北向南排列，如经一路、经二路、经三路。纬道由东向西排列，如纬1、纬2、纬3。

德国领事馆位于经二路以北，纬二路和纬三路之间。这座建筑一直保存到今天。三维路的北端面对正在扩建的吉焦铁路济南站。住所设在这里，既能及时与德国谈判，又能及时了解铁路动向。与关公吉焦铁路的垂直距离只有300多米。

战前“交通混乱，乘客人心惶惶”。随即，罗昌与德国吉焦铁路当局交涉，要求“派专车接送青岛难民，并筹钱在济南组织收容所”安置难民。康桐碧只是在青岛过暑假。通过她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紧张的气氛

“七月中旬，欧战后，侨民四处流浪，拥挤着出行。8月1日，青岛宣布戒严，严查新闻纸、邮电等。8月3日，各种军事文章发出。4.拒绝投递敌人的邮件。第五天，所有在青岛的俄罗斯居民将在午夜前离开，分散在哈尔滨、吉焦和青岛附近的德国华侨将被召回青岛。8.日本驻青岛领事把英国领事馆和英国侨民的利益委托给美国领事照管。第二天，法国领事也要求美国领事馆照顾法国的利益。此时，驻扎在青岛的德军常备部队和预备部队已经全部准备就绪。胶济铁路必须获得市政府的许可才能运营。战争迫在眉睫，我要回归经济。”

那时，吉焦铁路已经有了一列特快列车。据《济南大事记》记载：“1914年6月，吉焦铁路开出第一趟特快专列，每周往返一趟：星期二早上五点半从青岛出发，下午两点零四分到达济南；周日早上5:38离开济南，下午2:20到达青岛。”全程大约需要八个半小时。

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为维护远东和平，在中日领海内的一切德国军舰必须解除武装，胶州湾必须在9月15日以前交给日本，然后日本再交给中国，并要求德国在8月23日中午以前给予答复。德国当时没有回复，于是日本在8月23日下午5点半正式对德宣战。”

为了延缓日军的进攻，“8月23日，德军炸毁了吉焦路的重要桥梁；9月3日，战争开始了。”

外交肩负重任。

当时中国与日本约定，吉焦铁路以威县为界，东面为特别军事区，西面为中立区，日军不得侵占。但日军无视协议，不仅占领了威县站，还继续大举西进，图谋吉焦铁路全线及沿线各部。

山东省将军金、巡抚蔡汝楷、济南路下浦斋、总司令等官员，不了解情况，而且每天都在恐慌中。渐渐地，政府跑了出来，不仅外交，内政、财政等大事，都要和特派员商量。罗昌康桐碧笑着说：“一切都归我管，唯独海洋不归我管。”

非常时期，罗昌永肩负重任。那一年，他才31岁。

官员外逃，百姓自然紧张。为了安抚人心，康桐碧“每天带着孩子上街”。罗昌和他的妻子有两个孩子：他们的儿子罗荣邦，出生于1912年9月28日，当时他只有两岁；我的女儿罗一凤生于1914年，当时还不到一岁。看到外交官一家如此平静，“市民们也渐渐稳定下来了”。

这种稳定也来自罗昌的积极主动的调解。

"一天，600多名奥地利士兵越过了边境。"只是路过？还是另有图谋？我们不知道。我们能知道的是，奥匈帝国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盟友。因此，我们不禁给人这样的猜想：奥地利士兵过境是为了帮助德国。这样，山东就有战事扩大的可能。“罗昌对城外的抵抗，意味着中国向世界宣布将在大战中遵守中立，过境的人必须解除武装才能通行。这六百多人，全都解除了武装，开始进进出出。”

在此期间，由于情况紧急，“除了政府每日电报要求罗昌商讨一切外，商会和银行界也不断来找我官谈军情”。日本当时很强大。一些官员、士绅和商人见风使舵，派人与罗昌商量，一

当时最难受的是德国。欧亚战事自顾不暇，部分领事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1日，德国领事来访，通知德国使节，他将从上海返回北京，有朝一日访问济南。然而，在密报后，日本浪人准备在那时扰乱车站，并将亲自攻击部长。

罗昌走上前去，以中立国的职责和外交使节的职责，自告奋勇负责运送部长通过边境。但请部长盛装出席，以免被人耳目。于是，德国部长伪装成中国的农民，躲在三等车厢里。罗昌在前一站接了他，并陪他偷渡到济南。当天，在济南车站，日本浪人到处寻找大臣，但毫无动静。本站是津浦铁路济南站。

光喝酒就挡了两万兵。

那段时间，在康桐碧眼里，丈夫“没日没夜的忙”，甚至晚上都睡不好。一天晚上，罗昌刚回家吃饭，总局就接连打来电话，派人要求他立即与日本人谈判。原来，总局接到了一份探报：“日本神威将军率两万日军进入济南，将于当晚开进商埠，占领吉焦路。”

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全城；各方闻讯，都来外事部门打听消息。这一幕，康桐碧分明看在眼里：“文忠晚上很平静。送走大家后，他还没吃完饭，准备点一盏灯出去。坐在绿色的轿子里，他带着两个提着灯笼的卫士，先去拜访日本领事分支的书记官冈森。”

森已经睡了，被罗昌从睡梦中拉出来，陪他去车站。他们换上摇车，向日本火车头驶去。

这款摇车有四个轮子，通过杠杆、曲轴、齿轮等机械原理驱动。通常是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开车，面对面站着，双手握住杠杆手柄。如果跷跷板上下交替滚动，汽车就能行驶。万一火车在路上，你必须把它抬出轨道，避开它，然后继续行驶。如今在北京、云南、香港等地的铁路博物馆都能看到。

我们回去吧。罗昌把手推车推到日本火车头前，让群山去请神威将军出来。他根据国际公法和中立国条例与之争辩：“这是中国的土地，无论什么国家的军队都应该尊重我们的主权，不应该越出。肇事者是故意破坏国际公法，也就是故意侵略中国，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他说：“只要你今晚来，明天早上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实。”

在傲慢的日军眼里，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于是他们用“军队一有压力，你就变成尘土”之类的话来威胁。罗大声斥责：“私生活是小事。国家主权所在，绝不允许你横行。如果你不听好的建议，你必须进入城市，并试图首先越过这条线。现在我的摇车来了。请立即开动机器，从我身上碾过去。没有我的血，你的车轮绝不会让你进入济南。”

罗昌的凛然正气令神威大震，于是下令就地扎营，暂不入城。同时委婉地请文忠与冈森回官邸，他们答应不再进一步。”所以，他们表现得有点。那天晚上，形势有所缓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让事情慢下来的策略。日军在济南取得进展只是时间问题。

据康桐碧回忆，罗昌回到家时已经快天亮了。我没想到我刚刚睡了一觉。“我听说失火了，起火的地方是纬三路。文料到这是日本浪人放的火，他们打算配合日本兵，让日军一举拿下济南。闻仲已经提前安排了军队和警察的保护。这时，他听到这个消息，就穿上衣服起床了。他带领军警灭火。好在晚上没有风，火也不大a

铭记罗昌抵御外敌的壮举，市民们联名请求当局，将他们提交给外交部，并要求罗昌复职，但没有成功。罗昌听后感慨道：“事情本来可以防患于未然，但现在事情变成这样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策划能力，就是我会动外交部，我的理论也不一定有帮助。”

弃官从背后学。

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车站，占领吉焦铁路及沿线城镇。

11月7日9时20分，驻青岛德军向日军投降。

同月，美国驻青岛领事馆奉其政府之命离开青岛。

11月13日，日本派陆军上校在青岛东五家村与德军少校凯泽谈判，释放青岛战区非交战国和中立居民。

11月21日，日军山田大尉会见了德国方塔克德沙姆男爵，接了美国驻青领事佩克，并在吉焦铁路济南站前合影。从这张照片上，你可以看到罗昌的身影。

“从1919年到1924年，他分别担任驻新加坡、伦敦和渥太华的总领事。此外，1923年，他还担任过甘肃巡抚法律顾问和中华民国交通部顾问。1927年，他分别担任外交部和政府内阁顾问，同年被授予第四届嘉禾勋章。他的语言、法律和外交技巧在此期间得到了充分发挥。”

尽管罗昌在官场混得不错，但他更喜欢在高等院校教书。45岁时，他放弃了官职去学习。20世纪20年代，北大英语系人才济济。与陈垣、杨、文、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潘家洵、杨、吴宓等学者齐名的是。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同时，罗昌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担任兼职讲师，也受到学生的欢迎。1931年，原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成立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接受罗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教授的聘任，从而承担起在另一所著名大学开设外语学科的艰巨任务。

解放后，退休的罗昌因为身体不好，过着低调的生活。相比之下，康桐碧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在北平和平解放前，被傅将军推举为代表，与解放军谈判和平入城事宜。后来，康桐碧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从事康有为译著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使我先生相形见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罗昌这位北京名人的遗忘。

罗昌于1955年病逝，康桐碧于1969年病逝。他们一起被安葬在北京郊区的福田公墓。一同埋葬在这里的是他们终身未婚的女儿——，燕京大学的才女，懂几种外语，精通中外文学的罗一峰。他们的儿子罗荣邦后来成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历史教授，中国古代海权史专家，《康有为传》的作者。

家里四口人，个个才华横溢，都精通中西文化。然而，现在很少有人能记住他们。长眠地下的罗昌可能没有想到，在他死后半个世纪，他的名字会再次被人们“打捞”出来。

2014年7月27日，四川剑川博物馆发布了日本侵华的新证据，其中一封信是罗昌1915年写的。这是他与日本交涉后给外务省的回信。如今，这封信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透过这些薄薄的稿纸，我们仿佛看到了罗昌的铮铮铁骨，看到了他站在蒸汽机车前，独饮两万兵的高大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