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僚等级特权制度对中国走向法治的影响
古代官僚等级特权制度对中国走向法治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群体庞大，耗费惊人
中国自秦汉以降，官员之多、之滥，机构恶性膨胀之难以遏制，尤为历代史家所诟病。据宋史记载，王安石施行变法，一次就裁减冗员十九万人。据此作粗略估计，北宋在编官员的总数，起码应跟当时一百多万的常备兵总数相当。宋代版图不大，全国人口至多不超过一亿；官员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里，民众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又据汉代史料记载说：“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馀万万。吏俸用其半，馀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这就是说，当时官员的薪俸，已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而以上两条史料，还只是官方统计数据。实际上，各郡县的地方官僚们，还要聘用大量的书办、杂役之类编外人员或曰临时工，这些人的薪酬及日用开支，还要靠向百姓摊派苛捐杂税来满足，所以民间负担之沉重，可谓超乎想象。
（二）、机构重叠，多生弊端
中国的官僚制度，从构建之日起，就确立了从中央到郡、县、乡、亭（里）的四级或五级垂直对口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虽稍有变动，但基本的框架却一直沿袭了下来。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许是一种唯一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有
利于
君主的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
但由于机构重叠过多，加之道路遥远信息不畅，中央政府政令的贯彻实施和下面的信息反馈，必然产生困难。由于山高皇帝远，地方官员们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判断来行政，久而久之，就会演化出一套对中央政策作选择性执行的潜规则来。所谓“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之故，在地方官贯彻实施中央政令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逐级递增或逐级递减的效应。对利官不利民的政令，比如增加或催缴税赋之类的，官员们往往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甚至上头放个屁，下面唱台戏，闹得民间鸡飞狗跳，人心惶惶。而对利民不利官的政令，比如减免税赋禁止苛派之类的，官员们则会消极应付，拖着不办，甚或阳奉阴违，另搞一套。
（三）、关系复杂，结党营私
由于群体庞大，机构重叠，组织人事的管理又无严格的章法，而较多人为的干预，因此，必然导致官僚集团内部产生诸多利益的交集与勾连，从而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或利益链条；有些官僚，还会通过姻亲朋党等关系网，联接成一个个紧密的利益集团。利用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络，官僚们可以互为奥援，互通声气，捞取经济利益，操控人事安排，甚至左右朝政，兴风作浪。
官场的人际关系网虽然极其复杂，但最常见者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为上下勾结。各级地方官，会千方百计在中央部门寻找后台或靠山，通过利益输送，为自己的仕途上保险。“朝里有人好做官”，即便不能因此得到提拔重用，但犯了事的时候，起码能够得到庇护转圜。所以就连《金瓶梅》里西门庆那样的一名县衙小吏，也要通过关系到京师的太师府寻找依靠，为此不惜大把使钱。而京里的大官们，其实也需要在各地寻找桩脚、爪牙或曰代理人，替他们广为搜刮民间资财。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和自上而下的权力庇护，构成了历朝历代最主要的官场利益链，自古及今，延绵不绝。
二为横向联结。势力与地位相近的官僚们，往往通过姻亲、故旧、宗族之类关系，形成一种同气连枝的利益集团。他们官官相护，勾结串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正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撼动的势力背景庇护下，《红楼梦》里的呆霸王薛蟠，才敢于公然抢夺良家妇女，并毫不在乎酿出命案；王熙凤也才有胆子大放高利贷，有能力包打官司，大把收取银两。至于国民党掌控中国大陆时期盛极一时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那就更是这种官场利益勾结的现代版和顶级版。不过也正是这种结党营私，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
三为底层官吏的纠结。由朝廷派遣的州、县地方官员，都是实行任期制的流官，流动性强。而他们手下的师爷、门子、牢头、听差等役吏，则多是本地人，一般由现任官员据情录用，身份等同于今日所谓的临时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长期操持本职的老油子，谙熟官场的一切明暗规矩，并且跟本地乡绅土豪的关系十分密切。外面派来的官员，无论行政、司法，还是欲搜刮以自肥，都要借重这一班人，因而他们便得以作威作福，横行乡里。他们身著公服，背靠官府，但干的却是强盗的勾当。他们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占人田地，霸人房产，制造冤狱，坑人性命，无恶不作。这一类人对百姓的压迫与危害，最直接也最凶残。他们既是官僚特权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历代政权忠实的掘墓人。
（四）、特权垄断，经营自肥
官僚特权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官僚依法享有众多特权。官员高踞于民众之上，一贯强行为民作主，实即民之主宰，并按不同级别，在居住、服饰、出行等方面，享受诸多特权。经济方面，官员不仅可按级别的不同，享有本人或全家免除税赋徭役的优惠待遇，还要享受高薪厚禄，并得到皇上赏赐的职田。
以上依法享受的特殊待遇，往往并不能满足官僚们的胃口，他们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尽可能捞取更多的利益。比如，明令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贩盐、冶铁、铸钱、漕运等资源性、暴利性行业，即所谓的国营行业，就只不过是名义而已，实际权力，都掌控在那些“有关部门”的官僚手中。他们依靠垄断经营所获取的暴利，除部分上交国库，更多的获利，都进了官僚们的私家。靠此而终致富可敌国的官僚，历朝历代皆有，可谓不乏传承。
还有更多的官员，虽不能得以介入上述国家垄断性行业以获取暴利，但凭借手中的权力，他们亦可介入民间的非法经营而自肥。这其中，最为常见也最能让他们快速致富的途径，就是进行官商勾结，获取非法收入。因为从汉代开始的大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广大的全国统一市场，商业资本的规模之大，之活跃，早超过了十三世纪的欧洲；靠市场弄钱，就成了官僚们的一大发现。所以早在两千年前，中国社会就已产生了第一批权贵资本主义的老祖宗。
本来，在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下，商人一直都是备受歧视的社会群体，经商一直都被视为“末业”甚至是“贱业”。传统主流社会对商人的态度，就如同当代马列主义者之看待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是天生带有原罪的；从事经商的人，被录入“市籍”，属于另类，连儿子都不能做官的。可是，金钱的吸引力毕竟太大，依法禁止经商的官员们，会私下跟商人勾结，充当商人的保护伞，支持他们操控市场，垄断经营，甚至做“子钱家”放高利贷获取暴利，然后***同分肥。
（五）、贪腐成性，顽症难治
马克思揭露资本家的天性，说在百分之二百的利润诱惑下，他们就会甘冒杀头的危险去追逐利润。而事实证明，古今中外的官僚们，也同样具备这样的贪婪本性；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大笔捞取钱财时，一切的道德说教和法律警示都是苍白无力的。所以官员贪腐，可说是一种普世的顽症，而且在那些权力失去监管的地方，它更会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遍地流行。
不过，由于西方人普遍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相信死去之后，灵魂是要到上帝那里接受审判的，所以官员的贪，也只是想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弄些钱挥霍一度，享受一生。而在中国，持奉的却是视死如视生的古老信条。所谓“子子孙孙，万世之基业也”；皇帝和官僚们，无不希望保有千秋香火，以便万代血食。因此一旦掌权之后，就不仅要为自身谋，为今生谋，还要为死后谋，为儿孙谋。故而在中国的官场里，贪官不仅繁殖迅速，产量奇高，并且普遍都格外贪婪。
“千里做官只为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都是官场上背地下流行的私话、实话。而官僚们弄钱的途径，又可谓门道多多。下属的贡献，审理狱讼时原被告的贿赂，截留赈灾款物，瞒报税赋收入，虚支工程款项，等等等等，真是钻头觅缝，无孔不入。汉代的大司农田延年，相当于农业和建设工程部部长，他在为汉昭帝筑墓时，雇民间牛车三万辆运沙土，每辆雇价一千文，他虚报为二千文，一次就贪污三千万钱。按当时的比价，十万钱就相当于一户中等之家的家产；田延年一次贪污就弄到三百个中产之家的财富，你叫他如何不贪？
中国的贪官，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前仆后继，迹近疯狂，因此历朝历代，治吏治贪都是最高统治者最感迫切也最为头疼的问题，为此可谓想尽了办法，用尽了手段。派监察御史，派八府巡按，甚至皇帝微服私访，但大都治标不治本，按下葫芦又浮起瓢。贫农出身的朱元璋，恨贪官恨到极点，不仅杀掉贪官无数，还使出了古今中外最为残酷的手段。他命令将贪官杀死，然后“剥皮实草”，做成动物标本那样的贪官标本，摆放到官衙大堂上以儆效尤。可是，大明朝的贪官依然春风不吹都会生，朱皇帝临死时只能悲叹：“贪官怎么就杀不绝啊！”
（六）、以官为本，以利维系
贪官既然杀不尽，于是就有了用高薪以养廉的说法。那么，高薪养廉的效果又如何呢？其实，这只不过是糊弄老百姓的一个千年鬼话罢了。因为高薪的目的并非养廉，故而也就不可能养廉，该贪的，他照贪。清代的和珅，贪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却依然不肯收手。宋代的严嵩父子，贪到家里的金银堆如山积，仍贪脏不止，还专门做了个帐簿计数，每贪满五百万，就置酒高会，以表庆祝，时人称之为“害钱痨”。
故而所谓高薪养廉，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政治盘算而已，其目的，无非是要用高薪厚禄，把官员们联接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同体，或者照鲁迅的说法，让他们一起加入这人肉的盛宴，以便让他们齐心合力，***同来维护这一桌千古不散的筵席。从这一点上来看，效果倒是明显的，特别是在加强内部团结、***同维护特权体制和镇压民众反抗方面，确实实现了官心的高度一致。
这一高薪厚禄以官为本的国策，还产生了另一个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结果，那就是在国人心中，树立了一种牢固的官本位思想。做官，成了一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毕生追求与奋斗的目标和方向。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到痴迷，考到疯狂。“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目的在当官，当官的目的在获利，打破头也要挤进那个权力的圈子，就是为了进去***享那人肉的筵席。
然而历史证明，这种收买官心的做法，也并不完全保险，到了新主子强势崛起，或是外族大举入侵之时，予原政权以致命一击的，往往都是那些享受高薪厚禄的前朝官员。这类故事，在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以及日本人大举侵华之际，出得最多。奇怪吗？不奇怪。因利而效忠者，亦必因利而背叛，这也是人之常情。
（七）、近亲繁殖，逐代退化
中国特权专制社会权利的延续与繁衍，跟其它专制社会一样，所采取的也必然是一种近亲繁殖模式，因而，出现逐代退化将是无可避免的。一般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近亲繁殖类型：
其一为皇族的生物性近亲繁殖。出于门当户对的考虑和世袭制下政治联姻的需要，皇族一般都较多姑表或姨表姻亲。这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权力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但是，也就必然造成皇位继承人品种的逐代退化，他们多半黯弱愚鲁，或执拗乖戾，从而为王朝的衰落埋下病根。
其二为官僚集团内的组织性近亲繁殖。官僚们在物色、推荐和选拔权力继承人时，通常要受到亲缘、裙带、师生、同门等关系的影响，从而只考虑亲疏，不注重才德。这种组织性的近亲繁殖，也必然会造成官僚集团继承人能力的逐代退化。比如汉代的推举孝廉和贤良方正制度，演化到后期就完全变了味。以致汉末童谣这样唱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的历史宿命，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其三为思想性的近亲繁殖。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本来倒是一个不错的人才选拔制度，可以吸纳一些新人进入统治集团，犹如输入一些新鲜血液。但由于主考的官员们，一个个都是经历了数十年官场生涯、被打磨得光溜圆滑的顽固分子，故而经他们挑选出来的，起码也是些能在思想上跟他们基本保持一致的人物。而历代许多思想敏锐才华出众的考生，就因为在试卷里表露出了思想不正确或政治不正确而遭考官刷卷，以致屡考不中，抱憾终身。这样在经过了几代的逆淘汰之后，满朝里站立的，便多是些平庸之辈了。
以上三种近亲繁殖，最终就决定了一代王朝的“气数”。因为这种退化与衰落一旦跟腐败蔓延引发的社会动乱叠加，改朝换代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八）、黑暗专制，民不聊生
官僚特权制度，必然是一种专制的制度。由于权力的授予和监管是自上而下来的，政权的秉性也是从上而下逐级克隆出来的，所以它的运作，就必然是专断的、蛮横的和不透明的。这种制度以长官意志为法律，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全国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故而特别强调一致性。因此尽管官员们各自肚里都打着各自不可告人的主意，但表面上却显得思想高度一致，圈子里千篇一律的官话、假话、套话盛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专横的特权制度，却坚持要用儒家仁义道德的脂粉来粉饰自己，但又总是骗不了老百姓。从前民间流行一句话，用来形容清朝和民国的那些官员。说他们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可谓一语中的，十分形象传神。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封建君主官僚对社会的压迫和 不平等才导致中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进行法制建设。法制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保障。
这种本性野蛮凶残、专横暴戾，表面上却打着儒家仁义道德旗号的特权专制制度，在处理狱讼时、在对百姓进行横征暴敛时，其滥权的特性表现得特别露骨和淋漓尽致。对待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官员们可因稍不遂意就无端制造罪名，进行抓捕，而一旦投入监牢，又无钱打点，囚犯就会随时面临死亡。
看看《水浒传》里，武松在监牢里耳闻目睹的那些治理犯人的手法，是不是件件堪称经典？特别是那种让犯人吃饱喝足之后，再使人把他用草席卷成一筒头朝下竖立到墙角的办法，可以让人死后身上什么伤痕都见不到。外面的人如果要问起来，管营和差拨就会说，他那是喝开水死的，吃饭撑死的，娱乐死的。
至于官员们下乡催交税赋，征索财物，那就更是飞扬跋扈，甚于猛虎了。柳宗元在《捕蛇者》中写道：“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晚唐诗人杜荀鹤在《题所居村舍》里写道：“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度，赋输长急不堪闻。”白居易的《杜陵叟》，讲的就更是一个千古的伤心故事。春秋两季接连遭灾庄稼苦无收成的杜陵叟，面对的却是“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等等等等，引不胜引，摘不胜摘，两千年来官僚特权制度和官僚们对无辜百姓犯下的恶行，可谓罄竹难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代民国政府统治时期，亦未改变。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教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