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人交多少税？秦朝没有收过每人120钱的“算赋”吗？

这个“深水区”其实很搞笑，恰恰是存世文献最多的部分，即算赋，也就是人头税——头会箕敛，在史书中，算赋也会写为“军赋”，每人每算120钱。

上文中我们已经列出了这一税种的史书记载，在长达2000年的秦汉赋税史研究中，这几句话曾经是一切讨论的基石。

然而，随着众多秦简、汉简的出土，原本整齐划一的定论逐渐碎裂，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了。

一条正好可以承接上面户赋话题与算赋问题的史料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一条法律名词解释：

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不繇、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

这条法律解释展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即，法定户籍人口的义务，只提及了“徭”、“使”和“出户赋”，在史书中言之凿凿的每人每算120钱的算赋，并不在秦律述及之列。

结合在《汉书·惠帝纪》中有这样的诏书记载：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甞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一个对于六百石以上官吏家庭都不予优免的基础性“税种”，为什么在秦律和汉律中都没有见到明确的征收规定和税额、税率？

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拆成两个，即：

1，秦朝到底有没有汉代意义上的“算赋”，哪怕不是一样的名字，比如部分前辈学者认为的“口赋”、“口钱”、“算钱”？

2，汉代意义上的“算赋”，到底是不是一直按照每人每算120钱的税额征收？

解答了这两个问题，也就解释了上述记载的矛盾。

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学界一般认可秦代存在汉代意义上的“算赋”的根据是两条史料：

其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其二，《汉书·晁错传》：

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筭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

“筭”字通“算”，“十妻不筭”和“一筭之复”被前辈学人视为秦行“算赋”的证据，但是，臧知非教授在《“算赋”生成与汉代徭役货币化》（刊于《历史研究》杂志2017年第4期）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两条材料，指出这里的“算”，应不特指算赋，而是秦汉行政中的一种统计行为。

如《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汉有“八月算人”之制：

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 纳，详求淑哲。

这整个过程，已经深入“乡”中，明显是挑人，而与征税无关，不过这还属于孤证，所以，臧教授引述了《二年律令·户律》中律条：

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襍案户籍，副臧 （藏）其廷。

翻译过来就是每年八月，由乡部主官啬夫与县吏、令史一同登记、修订户籍，一式两份，一份存乡，一份存县。根据律文，他们修订的户籍包括五个子表，即：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

换言之，所谓“八月算人”，与女孩子直接相关的就是“年细籍”，即各乡“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的“良家童女”，于该月进行年龄登记，正好一并挑选了。

事实上，秦汉文书中“算”的对象非常多，除了“算赋”之外，还有“算车船”、“算赀”、“算人”、“算缗”等等，并不是见到“算”字，就代表120钱的“算赋”。

当我们辨别了这两条史料，并确定了认识基础之后，就可以非常痛苦地理解，为什么秦律中提到“匿户”，只提及了“徭”、“使”和“户赋”，而完全不涉及“算赋”或“军赋”、“口赋”、“口钱”，因为在秦的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这一“税种”。

这个结论，也与《汉书·高帝纪》中所说的相吻合：

（四年）八月，初为筭赋。

初，恰恰说明是刚刚开始，之前所无，对这一条史料的解释，三解与臧知非教授的分析恰恰相左。

臧教授文中认为汉高帝此时正处于与项羽决战的前夕，应该忙着招来人口、兵源，而非着急开征“算赋”，否则只能加速民众的逃亡，所以，并非立即开征，而是进行户口登记、统计和核实。

问题是，紧随这条记载之后就是：

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

这就涉及到与“算”的因果关系了，“算人”的目的，除了定“算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定“使”，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劳动强度较轻的徭役”，在秦汉简牍中，“转送”或者说“传送”，正是“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前文中所提及的“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而“为算赋”，无疑成为汉军制度化“传送”阵亡将士棺木的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