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治国的含义

中国传统模式

传统的中西方文化由于体系、经济形态、维系社会的基础、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治国模式上的根本差异。概言之，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为礼治，即以统治者制定的伦理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伦理规范调整社会关系，强调政治社会化、政治伦理化；西方传统的治国模式为法治，即以统治者亦必须执行和遵守的、与伦理分离的?法律规范　调整社会关系，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分析、论证中西传统治国模式的本质区别，不仅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理解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完成中国由传统礼治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转换，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礼是中国古老的社会现象

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礼”字。《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它是远古时代人们祭神求福的一种仪式，也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体系。随着国家的出现，礼逐渐被统治者利用，礼的内容也由过去的单纯习俗仪式，发展成为约束人们婚姻、血统、亲续、君臣等社会关系的一种开放性的行为规范。

礼被确定为治国模式始于西周王朝，确切地说始于周公。“先君周公制周礼”，鉴于周初社会的动荡和复杂的形势，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幅员广大的新建国家，在继承“夏礼”、“殷礼”的基础上，着手将分散零乱的礼进行编排、修补和厘订，使之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其基本精神是别尊卑、序贵贱，在区分等级差别的前提下纳天下于一统，在宗法政治基础上建立大一统王朝长治久安。

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竭力主张礼治，反对法家的“法治”。与西周相比，表面看来是“礼崩乐坏”，但实际上只是礼的实际范围有所变化，礼的形式有所改变，而礼的本身并没有被废弃。相反，礼在改造中获得了新生。特别是经过荀子的改造，“隆礼重法”，将礼与法有机结合起来，对后世影响很大。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政治思想。孔子所倡导的“为国以礼”即成为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以后历代王朝，加以完善，相沿未改，一直到清朝。当代美国学者D·布迪在研究了中国传统的礼与法律的关系后认为：“古代圣贤创造了礼，而现实社会的混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礼，不能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造成的。”这种观点基本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实际，也为中外学者所公认。

礼的观念与学说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词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礼是中国传统治国模式的根本价值

张晋藩先生认为，礼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因其为仁义忠信之体现与外化，因此，礼本身也就成为了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可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儒家最高的理想国莫过于“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但此理想难于在现实中建立，退而求其次，即为“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以此达到“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的目的。与此同时，儒家认为：礼的作用在于区分上下贵贱尊卑，维持等级制度，孝亲尊君，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君主专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统治者、政治思想家均将礼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指导原则。《左传》云：“礼，王之大经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耳且格。”历代儒家莫不将礼看成修身治国屡试不爽的法宝。孟子“仁政”主张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而在人性中孟子强调仁、义、礼、智四端，并将礼看成体现仁义，进而实现“王道”的重要途径；荀子吸收诸子百家思想，认为礼是治国安民之本。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他的礼法一体论为后世统治者所崇。

礼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

调整社会、治理国家，无外乎两种主要手段，即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两者兼用，以后者为主。二者的结合融通，即为礼。诚如近代学人章太炎先生在其所著《检论》中言：“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中国古代的“法”有多种含义，但常用是指刑，尤今之刑法、刑罚。西周时期，实行“礼治”，刑被礼所包容，刑即礼的一部分。礼不仅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具有法律意义，人们的行为违礼即被视为触刑。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二者功用有别，目的一致。礼是灵魂、统帅、总的原则，而刑则是礼的条文化、具体化。西汉至清末，刑虽成为独立规范体系，不再为礼的一部分，但与礼比较，刑仍处于从属地位。借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礼为“体”，而刑为“用”。即所谓“礼法合一”。

中国古代以农为主，工商业不甚发达，由此导致古代法律规范体系是诸法合体，刑重民轻。但这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事法律规范，只不过是没有形成独立的民事法典而已。那么，社会上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用什么来调整呢?一部分由刑法调整，更大部分，特别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户婚土田”所谓“细故”，直接用礼来调整。自西周以来，用礼调整社会成员的身份、财产、继承等重要民事关系。中国古代地方上司法与行政合一，而地方行政长官自隋唐以后绝大部分来源于科考。他们饱读诗书，深谙礼的规范，因此以礼断案，驾轻就熟。诚如近人蔡元培先生所言：“我们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综上所述，礼治作为一种治国模式，它高居于其他模式?如中国传统的“法治”　和治国手段之上，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

众所周知，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本质特征。在奴隶社会就形成了以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专制政体。秦朝建立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后，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不断得到强化。正像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论》中所指出的：“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若吾中国者也。万事不进，而惟有专制政治进焉。”作为一种极端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它的基本内涵是“君上有权，而臣民无权”。而礼的基本精神和政治功用即为“明分、别异、序等级”。即对专制主义确认与维护，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重要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