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为什么要讨说法

电影《秋菊打官司》一直是一个法律人热议的话题。在电影中，秋菊的丈夫因纠纷被村长踢伤，协商不成，秋菊便先后到县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告状，但是都败诉了，秋菊不服，最后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和村民连夜踏雪冒寒送秋菊上医院。秋菊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秋菊与家人对村长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了。可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市法院的判决，村长被拘留。

关于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法律界已有很多有益的解读，引申出很多法律、社会方面的启示。有人可以从中解读出“为权利而斗争”的意味，也有人从中解读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对法律的不同理解。但是一些民众对于秋菊为什么打官司不能理解。有人认为秋菊小题大作，过度强调自身的权利，干了一件自讨苦吃的事。虽然打赢了官司，但埋下了怨恨，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苏力教授在其“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Qiuju’s Puzzle and Grandpa Shangang’s Tragedy）一文中提出，秋菊历经千辛万苦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在村长帮秋菊度过“难产关”之后，秋菊和村长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但村长最后被派出所抓走并按照法律方式加以处置，不符合秋菊的本意。所以，在这个案件中，秋菊讨说法的做法，导致法律扭曲了原有的乡村习俗，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的秩序。苏力教授的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我对这一故事持不同的看法。

诚然，法律诞生于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一个国家的习惯并非都是合理的，法律也不能完全迎合陈规陋习。尽管现存的大量社会习俗具有很多的合理性，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经验，但毕竟传统的习惯未必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未必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吻合。例如，在解放初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当时的习俗和传统，但政府在当时率然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政策，主张婚姻自由。实践证明，一些陋俗是可以通过法制建设加以改变的，且此种改变能够增进人民的普遍福利。这种具有时代气息的作法，改变了千百万妇女的命运。应当看到，大量的乡村习俗今天仍然得到人们的认可与遵守，也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则，其中很多规则已经上升为法律规则，但不能因此认为所有乡村习俗都不能进行任何的改变，对一些体现封建思想意识的、违反现代法律精神的陈规陋习，法律不能予以承认。例如，个别地方的习惯不允许寡妇改嫁、允许买卖婚姻、对宗族械斗者予以奖励、对违反族规者实行肉体惩罚甚至加以杀害等，都是法律应当予以纠正的。社会在发展，传统习俗也要与时俱进。今天的法制建设在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原有的习俗即使流传已久，但其也要符合现有的法律和道德观念，而不能要求法律和道德必须符合所有的习俗。

法律制度的建设应当具有前瞻性，应当引导人们向现代化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方向发展。为此，我们要区分哪些习俗是合理的，哪些习俗是不合理的。回到“秋菊打官司”电影中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讨说法”是我们应当提倡的，还是限制的。众所周知，法律规则不同于道德习俗，法律是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社会规范，其与道德规范相比，蕴含了更科学的增进人们整体福利的智慧。如果法律得到严格的执行，法律所体现的此种集体智慧才能够获得实现。法律制度设计时，讨论者所关注的对象不能仅限于实际发生的个案，而应当关注特定规则对潜在行为人的行为诱导功能，即该规则对人们产生的整体效果。在秋菊打官司一案中，法律对故意伤害他人人身者给予行政或者刑事处罚，有助于预防潜在的危害行为，预防其他村长的危害行为。如果每个人在自己权利遭受侵害之后都采取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办法，不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违法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违法者也不能受到应有的制裁。相反，只有当权利人积极地主张自己的权利，才能够让那些潜在的损害行为人意识到损害他人的行为的后果，进而更好地发挥法律的预防作用。

“讨说法”其实体现的是现代法治所提倡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理念。耶林早在1872年就撰写了《为权利而斗争》一文，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和广为赞赏。其在文中指出，“法律的目的是和平，但达到目的的手段则为斗争”。个人坚决主张自己的权利，是法律能够发挥效力的基础。主张权利就是捍卫法律，也是捍卫个人的人格尊严。耶林曾经举例说，英国人愿意为了一便士而付出十倍以上的金钱在法庭与人对簿公堂，这种斗争精神，在国内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国际上有助于提高和维护国家的声望。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对于犹太商人夏洛克要求安东尼奥在不能按期还款时，按约定割掉安东尼奥一磅肉的主张，耶林尽管在道德层面持否定态度，但在法律层面，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为权利而斗争”的体现。这种观念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不受中国语境下的“亲情”、“人情”等因素的左右。即便在朋友之间发生权利冲突而走上法庭，法庭在裁判后各方往往可以做到自愿接受，并可继续往来，朋友相待。败诉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在中国，情形则有所不同。如儒家经典倡导“和为贵”的无讼思想，深刻影响人们的观念。在儒家看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传统文化不主张对簿公堂，即使“有理”，也往往不诉诸法庭，因为可能即使赢了官司，也伤了和气。俗话说“一场官司十年仇”、“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就反映这种认识。应当看到，法律的解决方案过分注重形式与程序，常常成本过高，另外也不能“治本”，终极地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另外，坚持所有纠纷都通过法律这一正式渠道加以解决，在我国人口众多、城市规模巨大的背景下，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充分肯定传统文化中有益的一面，充分发挥传统的、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制定综合的纠纷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后都采取息事宁人、忍让、妥协以及和稀泥等方法解决，未必能够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在“秋菊打官司”电影中，如果村长踢人的行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不利于遏制故意伤人的违法行为，甚至会助长此类行为，更不可能给其他人一种警示，相反，可能给同村人提供一种不正确的指引，即踢人可以通过花钱解决，可能助长其他人从事类似行为，则村子的和谐根本无法实现。即便秋菊和村长之间和谐相处，并不完全等同于一村的村民都能够和谐，一旦规矩被破坏，其实是没有和谐可言的。

问题在于，如果秋菊提起民事诉讼讨个说法，法院是否应当给予说法？不少人认为，法院不一定要对此种案件给一个说法，最好通过调解实现案结事了，息事宁人。这种看法确实符合中国“和为贵”的传统，毕竟秋菊和村长还要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只要诉争个案中做到了案结事了，社会就和谐了。这种看法在很多情况下是没错的。但并非所有情形都如此。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案结并不等于事了。如果双方自愿调解，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进行调解。当事人没有调解意愿，不分清是非地进行调解，很可能纵容一方当事人继续从事该行为。也就是说，一时的和谐并不等于长期的和谐。更何况，当事人之间的和谐并不等于一个***同体内部甚至一个社会的和谐。因为，调解活动所关注的主要是实际发生的个案。对个案的强制调解，并不能为潜在的冲突参与者提供明确的行为后果，不利于充分引导人们遵纪守法、尊重他人的权利，构建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关系，从本源上降低社会的冲突，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和谐。

“讨说法”本质上是在维护法律规则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而规则正是维持和谐的根本保障，和谐实际上就是秩序的有序状态，而要维护这种和睦相处的秩序，前提就是大家都遵纪守法。古人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管子说：“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虽圣人所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管子·法法》），这实际上解释的就是依规矩行事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性，规矩一旦被破坏，就会鼓励恶行，必然导致秩序混乱、弱肉强食。在现代社会，法律都已经设计成具体的行为规则，只要人们按照法律规则的要求去行为，就能够安居乐业、邻里和睦相处，即便出现争议纠纷，都能够按照法定的程序解决纠纷，这样才能够真正维持社会的和谐。韩非子曾经有一句名言，称为“法不两适”（《韩非子·问辩》），其包含的一层意思是，法律不可能同时满足两方当事人的诉求。实际上，法律规则要求明辨是非，必须在争议双方之间有所取舍。当然，这种取舍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也可以是折衷和妥协。规矩的作出，实际上就已经作出一种利益取舍。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秋菊打官司正是在捍卫法律的尊严，这是我们在新时期构建社会和谐秩序过程中应当鼓励的行为。

任何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的权利都不是被写进“法律”文本就能当然获得实现的，权利的实现无一不需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秋菊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最终走向了公权力救济的途径，而不是完全忍让，这种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分清是非不仅对具体案件的公正解决有重要意义，也是有助于正义观念的体现。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我们应当强调的是，解决纠纷的目的，最终是要通过明辨是非来贯彻和实现正义，以实现长久而稳定的和谐，而不在于短期的“息事宁人”或暂时性的“和谐”。从秋菊的行为中可以解读出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和自觉，解读出我国法治观念正在逐渐普及。当然，并非所有的纠纷都需要通过法院裁判来解决，为权利而斗争的方式有多种，通过法院裁判虽然有可能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但是法院裁判程序严格、时间较长、成本较高，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任何纠纷都交由法院解决，也未必是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我们应当在情理法融合的视野下，因地因事制宜，妥善寻找纠纷解决的最合理途径。同时，我们也提倡在发生争议后友好协商，通过自愿和解、调解解决纠纷，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我们也应当鼓励沟通、协商和宽容。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必要的宽容、包涵仍需提倡。特别是，法律不可能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所有的生活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