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政府废除的科举制度，最后一次是考的什么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那么这最后一次科举，考的什么呢？
时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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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
顺天府（策论）：
题1.《汉初驰商贾之律论》
题2.《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
题3.《龚遂治渤海虞诩治朝歌论》
题4.《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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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5.《吴兢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资治通鉴真德秀上大学衍义论》
其他各省：
河南《中州形势论》
陕西《王猛治秦论》
山西《韩信引兵下井陉如陈余用李左车策信将何以待之论》
湖南《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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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武以侠犯禁论》
山东，《辽金元开国兵力论》
公元1903年，农历癸卯年。这一年的考试特别多。因受庚子之乱影响，前一次科举考试被八国联军推迟了两年。所以1903年这一年，不仅在三月举行了“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五月举行了殿试，六月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到了八月（1903年9月底至10月初），各省又举行了恩科乡试。
有清一朝一***举行了112次乡试，其中恩科26次。所谓恩科，是因某种原因即时性开设的科举考试。清朝恩科往往有三种情况：第一是皇帝的登基大典；第二是皇太后、皇上生日所开的万寿恩科；第三是借政治或军事上的胜利而特开的恩科。按照这种划分标准，1903年癸卯恩科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下一年的十月初十，是慈禧老佛爷的七十大寿，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中国古代社会，七旬是个非常值得庆贺的年龄，故以开科取士来显示“老佛爷”的恩隆优渥。
与往年的科举考试不同，1901年，被八国联军刺激后的清政府推行“新政”，科举考试的试题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八股文，出题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改革后的科举考试，不管乡试、会试，都仍考三场，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第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
废除八股，采纳现实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极为重大的变动。从各省乡试的考题看，的确大多结合新学和时务，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其中，顺天府（北京地区）乡试历来都是全国之观瞻，其考题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朝廷的风向标。以策论为例，五道题目分别为：《汉初驰商贾之律论》《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龚遂治渤海虞诩治朝歌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吴兢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资治通鉴真德秀上大学衍义论》。《汉初驰商贾之律论》，显然与拟议中的放宽经济自由密切相关；《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龚遂治渤海虞诩治朝歌论》，也能看出当时清廷统治面临巨大困难，亟需中兴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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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省份就各有特色了。有些是地域特色，比如河南考的是《中州形势论》，就是说河南这个地方的位置如何重要，而陕西考的是《王猛治秦论》，前秦的丞相是如何治理陕西的；有的考军事，比如山西的考题是《韩信引兵下井陉如陈余用李左车策信将何以待之论》，意思就是如果当年的陈余用李左车之计，韩信该如何应对？还有的省的考题联系到了实际情况，比如广东的考题是《武以侠犯禁论》，这也许是因为当时广东革命党的暗杀之风太烈了。
最有意思的是湖南的考题，《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兴论》，说的历史就是夏朝的姒少康，虽然已经40岁了，只有一块很小的领地，500个士兵，就完成了夏朝的中兴大业。这看起来很像在说，当今光绪皇上，虽然年纪小了，也没什么势力，也能“崛起”，简直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最诡异的是山东的考题《辽金元开国兵力论》，搁早些年，大概就要兴起一场文字狱了吧。
考题虽然求新，但考试的人多半还是学的旧学，于是就不免闹笑话。比如河南乡试中，第二场第五题有“普相卑斯马克”一词，很多人都认为“卑斯”是地名，“马克”则是人名。还有自认为懂得西学的认为，“卑斯马克一人耳，德国宰相卑斯麦之弟，马克曾为某学堂教习，擢为普相，不明政治就德国请教其兄卑斯麦，遂得名传一时云云”。
会试
古今中外，内政外交
什么都要懂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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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时：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初十
考点：由于京师贡院毁于庚子拳乱之时，故时会试改在开封举行。
考题：
第一场：史论5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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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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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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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乡试得中，就是举人了。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国家还会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牌坊立在门前。到了第二年，新科举人就可以去京城参加礼部会试了。
会试也是三年一次，在京城贡院举行，一般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考试规则和内容与乡试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会试第一场考《四书》的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放榜，中试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1904年的会试，因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的破坏，加上几年前“公车上书”的影响，就移到了河南开封举行。
史论五篇，其实就是让考生以古论今，考的是历史和政治。第一题说“外重内轻”和“内轻外重”，说的不是国内国外，而是藩镇的问题，谈论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制衡。唐朝后期藩镇尾大不掉，中央虚弱，酿成大乱，但毕竟延续了300多年，但秦朝和曹操的魏国，实行的都是内重外轻，却都不过几十年。那么，朝廷应该如何选择？
第二题，就是如何对付外来的强敌了。“五饵三表”是贾谊给汉文帝的抵御匈奴的建议，用先进生产力和礼物让外敌臣服，而秦穆公霸西戎则靠的是实力。究竟应该如何应付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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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说的就是变法了。戊戌变法于6年前就失败了，不过这在当时还是敏感话题。诸葛亮入川实行严刑峻法，但他只是为了让社会安定。到了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因为有很多阻力，便不得不讳称变法二字。这道题的焦点，也就是面对国家萎靡不振的情形，要不要用“变法”这个猛药？
第四题是个典故。唐德宗年间，皇帝身体不好，裴度就上了道奏折，说能不能让四方贤才和大臣们直接到宰相府讨论国事。这里谈的是如何举贤，国君和宰相应该如何分权的问题。
第五题就是外交问题了。北宋与金国结盟，想打垮辽国拿回燕赵之地，后来南宋又与元联合攻打金国，都没有得到好结果。那么，应当如何远交近攻？为了对付日本，要不要结交俄国？
史论偏重的是考生的宏观思路，接下来的五道时务策考题考察的就是考生的实际执政能力了，看看他们能不能处理各方面的具体问题，其中包括经济、管理、地理、法律等诸多问题。
第一题说的是教育，是先对国民进行德育、体育教育，还是先让他们学习技术或者经营商业？
第二题表达的其实是清廷自己的困惑。为什么那些强国，把我们打败了，却不要我们割让土地，只要求通商？不占土地究竟能获得什么利益？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就是攒钱，买地，当地主，收地租。但外国的玩法却不这样，靠着商品的流通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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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是参考国外的管理经验了。日本聘用外国人管理国家很成功，埃及聘用外国人就失败，那么究竟应不应该请外国人来中国当公务员？这其实是决策权与行政权的问题。
第四题开始关注农业问题。应该如何实行农业政策？其实考题里就说清楚了，设立农业学堂，翻译西方农书，善用资本和人力。
第五题关注中国海外侨民问题。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大量华人受到打击，那么应该如何援引国际法，保护我国的侨民呢？
时务策之后，就是传统的经义考题了。这是古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文体，萌芽于汉唐，形成于北宋，到了明代，就是广为人知的“八股文”了。经义考察的就是考生对传统经典的熟悉程度，对圣人的话能不能有新的见解。
首题出自《大学》，暗含中国传统的礼教治国的观点和教化之道的含义。次题出自《中庸》，说的是为人处世，始终要有自己坚持的原则，不偏不倚，其中“中立”二字，暗含当时中国的外交态度。三题出自《周易》，原本是讲中国最早的集市，这里其实是让考生阐述商品的流通之道。
最后会元之选落在两个人头上，其一为福建闽县人林志烜；其二为湖南茶陵人谭廷闿。两人学问，家世相当：小林子是晚清名臣林则徐的族人，老谭是前两广总督谭钟麟的爱子。两厢比较，朝中还是湖南人比较有面子，主考之一的张百熙，湖南长沙人，出来说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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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二百余年，三鼎甲具备，独少会元。场中得湖南一卷，写作俱佳，以正大光明次序论，吾班次第二，例中会魁，科举将停，机会难在，情商裕相，庶使吾乡科名免有缺陷。”于是首席主考裕德卖了一个人情给他，另外两位考官戴鸿慈，陆润庠也无异议，遂点了谭廷闿。
殿试
题目就是一篇文章，
关键能给皇帝出主意
考时：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1904年7月4日）
考点：保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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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
策题四道：
1.“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2.“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3.古之理财，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4.“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著，其道何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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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之后，还有复试。清初本没有复试，但是发生过舞弊案，所以加了一场复试检查考生的水平，一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只考一天。通过复试的考生才能参加殿试。
1904年7月4日清晨，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273名贡士，从中左门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准备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
殿试一般是在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清代的殿试只考时务策一道题，着重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虽然看起来只有一道题，可应对起来并不轻松。
清承明制，殿试只考一题，是从朱元璋开始的。那时殿试的试题也比较简单，一般只有一百多字，之后的皇帝就越来越“啰嗦”了。到了清末，甚至达到一千多字。发问的形式差不多，先回顾历史，一般是说完远古的尧、舜、禹三代，再说汉、唐、宋。之后便是阐述现在艰难的时局，说说皇帝自己的见解，再问问考生：这应该如何应对呢？归根结底，殿试考的就是历史，皇帝相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再加上“世上无新事”，所有的事情都在历史上发生过了，所以历史上面对难题是如何应对，现在就应该如何应对。
重要的是，一道试题并不意味着只问一个问题，其中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很多问题。比如顺治三年，策问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革弊求新、吏治、求贤、满汉关系等多个内容，到了顺治四年又增加了财政税收的问题（足饷与累民之关系），到了顺治六年，又问考生如何处理地荒民逃的问题。
到了康熙主持殿试，他关注的就主要是民生和吏治了。那时的官场已经开始腐化，一遇灾荒百姓苦不堪言。更大的难题是治理泛滥的黄河，所以康熙九年的殿试第一次问到如何治河，治河这一问题又在其后殿试多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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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康熙后期，他又开始提到“君臣一体”。这是因为他废黜又复立太子，发现朝中朋党之风盛行。朋党之风愈演愈烈，到了雍正一朝的殿试，几乎都要谈到“君臣一体”。
到了这时，政治僵化，殿试也慢慢变成走过场了。对于考生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拍马屁，不提任何实际的意见。而评定一个考卷的好坏，最重要的便是书法了，定字必正体、文必到行，工整有格，不容疏忽。
1904年这场最后的殿试，登基已经三十年的光绪皇帝提出了4个问题。不过那时执掌朝政的还是慈禧，这4个问题也许是慈禧想问的。首先是求贤，新设的部门需要很多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如何养成？然后是兵制，汉唐以来各朝实行的兵制各不相同，各有利弊，但是现在国外的士大夫也习武（练体育），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也应当像那样培养尚武的风气？第三就是财政问题了，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桑弘羊这样的理财专家，这些理财专家的方法和现今外国采用的“预算”办法，有何异同？最后的问题是，现今有那么多西洋的“邪慝”思想在国内流传，怎么能正本清源，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
最后，刘春霖成为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状元。他工于书法，尤擅小楷。据说，他之所以被选为状元，是因为当年大旱，阅卷官就把他推荐上去了，看到他的名字，慈禧就点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