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苏报案”的最后赢家

要说“苏报案”，得先介绍两个主人公：章太炎和邹容。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研究范围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民主革命家。曾留学日本，演讲极富感染力，是当时与秋瑾齐名的著名演说家。著有《革命军》。

惹出“麻烦”的就是这部《革命军》。

邹容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撰写《革命军》。后来，他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被迫离开日本。1903年春天，邹容回到上海，加入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参加拒俄运动。5月，正式出版《革命军》。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

这部被称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著作，最初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直到一份叫《苏报》的报纸刊登了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和章太炎为《革命军》所写的序言。

《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虽然创办者是中国人，但却是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所以有的资料称这是一份日本报纸。《苏报》创立初期，一度鼓吹保皇思想，后来逐渐倾向革命。到了1903年，风气为之一变。这一年的5月27日，爱国学社的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之后，发表了大量鼓吹革命的评论，以及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劝动天下造反”，矛头直指满清当局。6月29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了章太炎著名政论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有一句话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载湉是谁？当朝皇帝光绪是也。

满清当局再也坐不住了。两江总督魏光焘向清廷报告称：“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慈禧太后审阅后，令魏光焘严加查办，逮捕相关人犯。魏光焘迅疾致电上海道袁树勋，令其查禁爱国学社，并同时查拿邹、章等人。几日后，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奉命从南京赶到上海，协助袁树勋处理爱国学社以及《苏报》事宜，并指名道姓要章太炎和邹容。

照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时代，满清当局要想逮捕几个嫌疑犯，几乎不成问题。可在国家主权大量流失的晚清时期，满清当局并不能直接缉拿章太炎等人，而不得不假手上海租界工部局。为什么？因为《苏报》属于租界管辖，章太炎、邹容等人也在租界生活。那里不接受满清政府管辖。

在满清当局的一再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陈范（报社老板）等6人的拘票。章太炎本来早就得知消息，但他不屑逃走，而是坐在爱国学社里等待巡捕上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束手就擒，而且还写信让邹容等人自动投案。果然，在章太炎被抓的第二天，邹容就来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自首。

至此，《苏报》案两个主角都被关进租界大牢。

满清当局对于《苏报》案的态度只有一个，就是“严加查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极力想说服租界工部局，要求把章太炎和邹容“引渡”到南京，由清朝政府审理。但工部局认为，满清政府一向草菅人命，不能将人犯交由他们审判。因此，工部局援引“治外法权”的条款，拒绝了满清政府的要求。

无奈，满清政府只能寄希望于法庭。

据记载，《苏报》案一***审理了三次（一说是七次），都是在公***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进行。会审公廨又是一个具有满清特色的名词。它是一种特殊的司法机关，由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虽然是***同审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是按照西方司法理念和程序来审理案件。

随着案件的审理，满清政府在司法理念上的落后暴露无遗。他们动辄抬出“大逆不道”、“目无君上”这些帽子出来压人，却提不出任何实质指控。比如，他们指控章太炎“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那句话，是“诋毁圣上，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这种诛心之论，根本就不能说服外方陪审官。满清政府指控章太炎、邹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被告律师就要他们拿出“人心被扰乱”的真凭实据。他们怎么拿得出呢？以往，清朝官员审理案子时，说你“扰乱人心”，你就是“扰乱人心”，这一次在讲究实证的西方法律面前一败涂地。

为了达到“严惩”章太炎和邹容二人的目的，满清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想“用20万两白银利诱租界当局”来换取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性命。“有钱能使鬼推磨”，但这招在素来“见钱眼开”的“洋鬼子”那里失灵了。满清政府太想要章太炎和邹容二人项上人头了，竟然要把沪宁路的路权让给英美列强，以换取“引渡”的承诺。列强有些心动了，正在犹豫之中，京城发生了慈禧杖杀记者沈荩的惨案，满清当局遭到各界的口诛笔伐。英美政府命令驻华公使，绝对不能把“苏报案”政治犯引渡给“严重践踏人权”的清政府。此路还是不通。

在满清政府眼里，章太炎把皇帝骂为“小丑”，邹容在《革命军》里宣称“杀尽满人方罢手”，都是足以诛灭九族的大罪。可在会审公廨上，他们不得不逐步妥协，最后只希望“永远监禁”章太炎和邹容二人。但外方陪审官持有异议，社会舆论也大力反对。经过旷日持久的审理，在外方陪审官威胁再不结案就无条件放人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与租界当局达成妥协，以“言语纰谬”之罪做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苦役，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苏报》案就此划上句话。

被称为晚清中国最大一次文字狱的《苏报》案，原告（满清政府）和被告（章太炎和邹容）看上去都输了。经过此役，满清政府的权威再一次遭受了列强的蔑视，满清政府的统治再一次遭受了革命者的震撼。如同新闻史家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中说：“革命派……予清政府以极锋利的舆论攻击，使它全盛时代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而章太炎和邹容也受了几年监禁之灾，尤其是邹容，最终死于狱中，年仅20岁，令人扼腕。从无聊小报变成上海五大报之一的《苏报》，也被当局查禁，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其实原告和被告都是赢家。原告满清政府通过这种真实的案例，接受了一次生动活泼的法治教育。他们开始明白，在现代社会，原来政府也不是能够“为所欲为”的。也许正因为此，3年之后，满清政府开始参照西方法律体系，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对于章太炎和邹容等革命党来说，意义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所宣扬的革命思想，通过此案渐为天下人所知晓，为未来的辛亥革命撒下了燎原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