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制的自由民主制的优点和缺点

一些人主张“自由民主制”并不尊重绝对的多数统治（除了选举民意代表时例外）。而多数的“自由”则被之前世代立定的宪法或惯例所限制了。除此之外，实际的政治权力被少数的民意代表所掌控，也因此他们主张“自由民主制”只不过是寡头政治的美化版本罢了。

其他人则反驳道：只有自由民主制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并避免国家沦为独裁的统治。无限制的多数决统治将会造成少数派遭受压迫。另一种看法则是被选出的领导人会比一般的选民更有能力和兴趣管理国家。第叁种看法则认为若要单独对每个议题进行投票，将会花费极大的资源和努力才能使每个人都能获取资讯、参与讨论、乃至于投下选票。

一些自由民主制拥有类似直接民主制的公民投票制度。瑞士和乌拉圭都是这类例子；美国的加州和其他某些州也备有公民投票制度。许多其他国家也在其政治制度里备有层面较低的公民投票制度。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许多国家在国内的种族和文化上并非完全相同的，可能存在着强烈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分裂。事实上，不同群体之间可能会互相抱持敌意、甚至公然对抗。而一个民主制度，由于在定义上允许群众参与决策，因此在理论上也允许群体利用民主政治程序来对付其他“敌对”的群体。在民主化过程中这些现象可能特别常见，尤其是在之前的非民主政府意图压制某些群体的情况下。这在既有的民主制度里也可能见到，例如民粹主义的反移民运动。不过，人类史上绝大多数的压迫都发生在没有选举制度的国家，例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纳粹德国。

伴随着苏联的垮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部分民主化而来的，是在南斯拉夫、高加索地区、摩尔多瓦等地的频繁战争和内战。从某种程度上讲自由民主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意图颠覆我伟大的***产主义。自由民主制也就成了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工具。自由意志主义和君主主义对于民主制度的一贯批评是：民主制度会怂恿人民选出的民意代表随意改变法律，尤其是推行一大堆毫无必要的新法案。这在很多方面是极其有害的，新法律可能会限制了之前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法律的迅速改变会造成人们不再愿意守法，这又可能造成执法机关开始滥用权力。他们主张混乱的法律可能会与简单而永存的自然法相矛盾—虽然对于自然法为何并没有一定***识。而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则指出复杂的官僚制度和管制只会在独裁统治下产生，例如许多前苏联的国家。

批评者也认为自由民主制在决策效率上相当迟缓而复杂。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如同其定义的，会定期举行选举以改变政府。这使得许多人批评它们会造成政府的短视现象。在四至五年内政府便必须面临新的选举，而执政者和政党便必须思考要如何赢得选举。这会怂恿候选人提出能在短期内得利选民的政策（或者其他政治家），而不是那些眼光远大能带来长期利益、但较不受人民欢迎或重视的政策。不过，这些批评事先假设了替一个社会立下长期的预测是可能的，这被卡尔·波普尔批评为历史决定论。

除了一般对于政府实体的批评之外，在民主制度内的短视现象也有可能是集体的短视思考造成的。举例而言，一个以减少环境污染为目标的政策也有可能造成失业率的提升。无论如何，这些风险并不仅限于民主制度，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也有可能发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主张自由民主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亦即以阶级为根基、没有彻底民主或参与度的制度。他们主张自由民主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只允许在金融上有权势的人们进行统治。他们认为民主在根本上是不平等的，并且会允许资本家在经济上的剥削。

在民主制度的代议政制中，参与选战的高昂花费可能代表了民主制度偏袒有钱人，产生只偏袒少数有钱人的财阀政治产生。在雅典民主里，一些公***官员职位是随机的分配给公民们，以避免财阀政治的影响。这些批评者认为现代民主只不过是统治阶层用以欺骗群众安于现状的谎言、或者是使他们忽略某些政治议题的手段。他们认为民主制度会造成候选人与有钱的支持者勾结，提供对其有利的政策方案，保持其对某些领域的***谋和垄断能永久存在。

不过，美国的经济学家Steven Levitt指出，选战中的大量资金并不能保证选举结果的胜利。他比较了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的候选人、尤其是在美国的国会选举，以及他们的竞选经费和结果。他对此总结道：

“一个获胜的候选人可以减少一半的选举经费而只失去百分之一的选票。同时，一个自认为是因经费问题而失败的候选人在替其扩展一半的经费后，也只会增加百分之一的支持票数。”

对于媒体的占有可能导致公众对选举过程的误判，因为媒体本身便是选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些批评者认为对于现状或特定议题的批评往往被媒体集团压制，以保卫其自身的利益。而民主的拥护者则认为由于宪法保护了言论自由，无论利益取向或非利益取向的团体都可以对某些议题进行辩论或宣传。他们主张民主社会里的媒体只不过是代表了公众的喜好，而且并不受到政府审查制度的影响。所谓的“多数的暴政”便是对于民主政府的恐惧，因为多数派的观点可能会压迫了特定的少数派。在理论上，多数派代表的是那些投票者之中的多数，而非全体公民中的多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少数派也有机会透过操弄选举获得权力，以多数派为名压迫其他少数派。这种情况在直接民主制和代议民主制下都有可能发生。

可能的例子包括了：

·那些可能会被征兵影响的人属于一群少数派。

·一些欧洲国家在公立学校禁止学生佩带宗教标志。反对者认为这是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权利。支持者认为这是遵守政教分离原则的政策。

·禁止色情书刊和电影通常是出自多数派所作出的决定。

·对于娱乐用途的毒品的合法化（或至少宽容之）通常也是出自多数派接受的程度。毒品使用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是被压迫的少数派、受害者。

·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也是例子之一。同性恋行为在民主国家一直被广泛列为违法行径，直到数十年前才开始改变；在一些民主国家这依然没有改变，反应了多数派的宗教和性道德观。

·古雅典和早期美国的民主也与奴隶制度***存。

·多数派通常对少数派的有钱人课征重税，意图让有钱人负担更多的社会开销。不过，这通常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抵销，因为有钱人可以雇请专家顾问加以协助（节税顾问和律师）。

·在繁荣的西方民主国家里，贫穷人口成为了社会上的少数派，而且可能会被其他遭课征更多税赋的多数派报复。尤其是当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下层阶级时，多数派可能会透过民主的过程剥夺国家对他们的保护。

·经常被举出的“多数的暴政”的例子之一，是阿道夫·希特勒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迈向权力。纳粹党在1933年的魏玛***和国民主选举中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政党，也获得了最多的选票。许多人认为这其实是“少数的暴政”的例子，因为希特勒从来没有在选举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不过，由于民主制度中往往是由多数派掌握权力，因此希特勒的窜起不能被忽略。无论如何，希特勒的政权是在民主制度被废止后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权侵犯。除此之外，魏玛***和国的宪法允许在面临“非常时刻”时将权力全盘交给独裁者、并暂停宪法本身的效用，而无须经过任何投票或选举，这在大多数自由民主制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民主的拥护者针对所谓的“多数的暴政”作出许多辩护。其中之一是主张宪法的存在能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改变这些宪法需要超过五分之叁国会议员的***识，或要求必须获得法官和陪审团认可政府提出的证据和手续、或经由另外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投票、或是直接进行公民投票。这些门槛通常都是相加的。而对于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立法部门的权力分隔和制衡，也使得仅稍微超过半数的多数派很难随意行动。这表示了多数派仍然能正当的强迫某些少数派（而这种在道德上仍是大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少数派为数不会很多，而且在实践上这样做将很难获得大多数人民的同意。

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在不同的议题上都会有不同的姿态。人们通常在某些议题上同意多数派的观点，但却可能在其他议题上同意少数派的观点。一个人的观点可能会改变，也因此，多数派的成员对于少数派的压迫也会有一定限制，因为他们了解到他们在未来也有可能成为少数派。

另一种常见的理论则是，尽管有许多风险，比较起其他制度，多数决依然是最理想的体制，而多数派的暴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为了改善少数派的暴政而产生的。以上述级的所有问题在非民主的制度里也都可能产生，而且还必须加上由少数派压迫多数的问题。民主的拥护者主张，统计上的证据指出更多的民主会带来更少的内部冲突和政府屠杀。美国历史学家R. J. Rummel对此提出了一个公式：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越少，他们的统治者便越可能屠杀他们。替民主辩护的主张之一是，在民主制度里人们可以在不改变政府法律根基的情况下改变政府的首脑，也因此民主能够减低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且给了那些不满意现行政策的公民透过定期选举掌权或改变政策的机会，使他们能安于当前的现状。因此对于那些政治权力往往经由暴力转移的国家而言，民主更能增进政治的稳定性。

一些人认为由某些群体掌权过久的长期政治稳定也是不适当的。不过，这通常是在非民主制度里比较可能发生。一个自由民主制如同字面上的定义，政治权力并非中央集权的。常见的一种批评是这种制度在战时会成为国家的不利条件，因为战争动员需要国家内部快速而一致的行动。虽然有时候行政者可以在不违反立法程序的情况下进行准备，但通常都还是需要立法机关在敌国的攻击行动发起前同意在国内发起备战行动，在同意与否和时间花费上都可能制造额外的风险。一般而言如果民主国家遭受攻击，政府通常不需要任何同意就能展开防卫性的反击。人们有可能投票反对军队征兵。在理论上，君主制度和独裁者的确可能有较高的效率和魄力。

然而，研究显示民主国家反而会比非民主的国家更可能赢得战争。对此的解释主要是“政治的透明度、以及人民民意的稳定度，只要这一被确立，民主制度便能更有力的引导战争”。其他的研究则指出这是因为民主国家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或资源，所以有更大的机会赢得战争。

Stam和Reiter(2002, p. 64-70)也注意到在民主社会里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代表了他们的士兵会有更高的战斗积极性和更好的领导。在独裁制度里的军官往往是基于政治效忠度而非能力加以跃升的。他们很有可能只限定于一小群支持现行独裁政权的阶级或宗教/种族团体所出身。这也会排除许多有能力的军官。在非民主制度军队里的领导人往往会激烈的镇压任何内部的反对声浪和批评，这可能会造成士兵和军官们不敢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缺乏积极性的军队和士兵在现代战场里是尤其不利的。独裁国家的士兵也比较有可能向民主国家投降，因为他们可以期盼在投降后受到相对而言较好的待遇。纳粹德国杀害了叁分之二的苏联投降士兵。在统计上，民主程度是与国内生产总额（GDP）互相关联的。

不过，对于民主制度在这方面的贡献程度则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一种看法是民主制度只有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普及后才会广泛发展。在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便是当时欧洲最为民主的国家。

一些研究，例如著名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则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普及和经济的增长，便会增加社会的繁荣、减少贫穷，并且进一步产生民主化。不过这只是统计上的趋势，有许个别的国家例外，例如印度虽然民主但却不怎么繁荣，或者是GDP颇高却从没有民主化的文莱。其他许多研究也指出更多的民主能产生更多的经济自由，虽然也有一些调查得出相反的结果。其中一种反对意见主张瑞典和加拿大在经济自由度指数上的分数还要低于智利和爱沙尼亚，但瑞典和加拿大却有着更高的人均生产总额。不过这种说法也有问题，研究只是指出了经济自由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因此更高经济自由的国家在未来也将能有更高的GDP。同时应该注意的是依据指数，瑞典和加拿大是属于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一，因为他们都有稳固的法治、注重所有权、而且对自由贸易极少有限制。批评者则认为经济自由度指数并不能准确测量资本主义的指数，主张应该选择其他的测量方式。

一些人主张经济成长将能自动的促成民主化的转型，比如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过其他人则对此提出异议，即使经济成长在过去能够产生民主化，这不表示在未来也是可行的。现在独裁者可能已经学到要如何在拥有经济成长的同时也不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

大量的石油或矿物开采产业也与非民主的统治相连结。这种影响可以套用于全世界而不仅限于中东。拥有这样庞大财富的独裁者可以投入更多资金以维持他们的政权，并且提供更多利益来安抚群众的不满。同样的，这样的财富也不会产生一般经济成长能带来的社会和文化改变。

一次最近的综合分析则认为民主制度对于经济成长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民主制度的确对经济的成长有强大的间接影响。民主制度有着更高的人均资本累积、更低的通货膨胀、更低的政治不稳定性、以及更高的经济自由。不过，也有一些调查认为民主制度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政府以及对于国际贸易的更多限制。

如果撇开东亚不谈，在过去45年里贫穷的民主国家的经济成长比那些不民主的国家快了50%。贫穷的民主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加纳、和塞内加尔的经济成长都比不民主的国家如安哥拉、叙利亚、乌兹别克和津巴布韦要来的高。

在过去40年里最遭的80场经济危机中，只有5场是在民主国家发生。同样的，贫穷的民主国家也比较少出现人均生产总额在短期间暴跌的现象。知名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指出，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受过大规模的饥荒。这包括了那些并没有很繁荣的民主国家如印度在内，印度最后一场严重的饥荒发生在1943年，另外在19世纪后期也有多次大规模的饥荒，这些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的英国统治时期。独立后的印度的政府也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民主。

难民现象几乎都只有在非民主国家发生过，如果研究过去20年里的难民流动，绝大部分的案例都是在独裁国家发生。民主制度也与更高的人类发展指数相连结，也有着更低的人类贫穷指数。

相较起贫穷的独裁国家，贫穷的民主国家有着更好的教育、更长的平均寿命、更低的婴儿死亡率、更多的饮用水资源、以及更好的医疗照顾。这并不是因为获得更高层次的外国支援、或是投注更多开支在这些事业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在民主制度里资源能被更有效的管理。

一些健康的调查（平均寿命和婴儿、母亲必死率）则显示这些因素与民主有极大关联，甚至高过它们与人均生产总额、公营事业规模、或收入不平等度的关联。

在***产主义垮台后的东欧国家里，在经历最初的经济衰退后，之中那些最为民主的国家也达成了最多的平均寿命成长。依据调查，现代民主国家也有着较高的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