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帝需要多少理由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沈夜(《古剑奇谭》)与维德(《三体》)，另一种是谢衣与程心。
袁世凯属于前者。所以一百年前，他称帝了。那时的中国，比流月城好不到哪去。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对一个公司来说如此，对一个族群来说亦如此。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政治家要做的选择，比常人难太多。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内外交困的绝境中，领导者不是用来让人喜欢的，而要甘于自污，亲冒矢石，趟出活路。
近代中国是一条险象环生的征途，救亡和启蒙是它的两大主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丁文江、蒋廷黻和胡适就开明专制与美式民主的利弊得失聚讼不已，究其本质，探讨的无非是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度，救亡和启蒙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杨度在写给袁世凯的《君宪救国论》里认为中国应该搞君主立宪，一个关键原因便是救亡。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论证道：
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对此，严复早在清末就做过预判，他认为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臣服的是满洲皇帝，如果中国骤然废除帝制，让满酋退位，那么这些边地迟早会脱离中国。
果然，辛亥革命后不久，俄国就策动外蒙独立，活佛哲布尊丹巴称帝。袁世凯顶着内忧外患，通过舆论施压、军事威慑和拉锯谈判，智尽能索地达成了《中俄蒙协约》里的折衷方案，即“俄国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是外蒙的宗主国，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中国则必须承认外蒙的‘自治’以及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各项特权”。
另一方面，日本利用孙、袁的矛盾渔利，企图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后仅仅五天，日本参谋本部的少将宇都宫太郎就提出“表面上支持清廷，暗中则援助革命党，必要时出面调停，在中国造成两个政府之局面”的计划，只是随着袁世凯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步增强而作罢。
1912年初，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一个星期，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对内阁的优柔寡断忿忿不平，声称“错过了千载难逢之机”。而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已因财政困难屡次向日方借贷，出卖了苏杭甬铁路、汉冶萍公司以及轮船招商局部分或全部的股权、资产。幸亏袁世凯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否则日本将控制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铁路、矿产与内河航行。
分裂既已失败，日本转而以革命党为筹码压制袁世凯，逼迫北洋政府接受其无理要求。宋教仁遇刺后(此案的幕后指使陈其美嫌疑最大，详见笔者在《中国误会了袁世凯》一书中的推理)，孙中山坚信“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不惜代价地争取日本的支持。为了反袁，他甚至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许以重利，如“支那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如“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
大隈重信当然不信“孙大炮”的空头支票，但他对这枚送上门的棋子的运用可谓妙到毫巅，先是把孙中山暗通款曲的内容密告给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让他转告袁世凯，同时起到示好和威胁的作用，再在1915年抛出“二十一条”时将袁一军，以革命党在从事颠覆活动恐吓之，以取缔革命党和透露其起事计划引诱之，迫使袁世凯不断做出让步，以至于孔祥熙在当年的一封信里感慨道：“孙逸仙博士的名字和声望较诸几个师对日本更重要。”
袁世凯用“拖”和“磨”的策略，粉碎了这个当年在朝鲜曾欲置他于死地的东邻的阴谋。诚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除了满洲租期的延长外，“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太大意义。
但却对袁世凯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前，特意颁行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取代了原本由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扩大了总理的权力，缩小了总统的权限，可谓典型的因人制法。
问题是权力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既然袁世凯对这道紧箍咒不满，那他必定千方百计、日拱一卒地将之化解。
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省六都督(陕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乱局结束后，各省开始肆无忌惮地截留税收，断绝中央财源，使得北京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无法调动，袁世凯顿觉在民国当总统还不如在前清当个巡抚。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普遍心态中，“总统人人可做”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以至于史家唐德刚感慨说：“假***和不如真帝制”。
假***和徒有其表，比如韩国北边那个亦称“***和”的国度。而作为亚洲第一个***和制国家，中华民国这台还在内测的机器被上上下下的予取予夺搞得几近瘫痪。
对袁世凯来说，更严重的事是自己人也不好用了。
一个白朗起义，北洋军三分之二的人马出动，械齐饷足，奖掖超常，用了近两年才平定。看过相关电文的蔡锷直接断言，说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
同时，割据一方的北洋军头已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动不动就跟北京叫板。
二次革命时，段芝贵率第二和第六师南征。六师师长李纯打下江西后被任命为江西都督，二师师长王占元则因驻守湖北接应，什么都没捞着。
论资历，王占元比李纯老;论年纪，也比他大十来岁。心中不满，可以想见。
问题是王占元的反应令人费解，他把气撒到顶头上司、接替黎元洪任湖北都督的段芝贵身上，整日给领导穿小鞋。
段芝贵也不是吃素的，收集了一堆黑材料，暗中参了王占元一本。
奈何王师长情治工作搞得比较扎实，破获了段芝贵的密电，看完后气鼓鼓地向袁世凯打电报辞职。
王占元的兵跟他十几年，你批一个“同意”试试?
袁世凯一面派人到湖北调和矛盾，一面升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怒。
但疗效只持续了一时。
由于段芝贵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湖北，离鄂期间的工作由王占元署理。结果段芝贵痛苦地发现，每次回来王师长的态度都比之前更为骄横。
而且，王占元扩了权，第三师师长曹锟就必须得扩，毕竟人在清末当镇统时王只是个协统。于是，曹锟捞了个“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的头衔。
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是，对两个重要岗位“上海镇守使”和“松江镇守使”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有兵而无地盘的张勋不干了，给自己的“长江巡阅使”一职正名，制定了一个条例，把长江流域的各省一律划入其势力范围，并呈请公布实施。
袁世凯大惊，立即批示：“长江上游已另设员警备，该使不宜过劳”，并界定张勋的巡阅范围是从安庆(安徽)到上海……
有此经历，当顾维钧请来自己的导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国际政治学权威古德诺时，袁世凯登时相见恨晚。
古德诺在《***和与君主论》中论证了帝制与***和，无高下之分，但看采用之国能否适应。他举例说：“相继摆脱殖民地、建立***和国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中次第走向寡头政治。若独裁者强势，亦可相安数十年，但待此强人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全国大乱。”
古德诺以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为例。该寡头独裁了三十五年，一再连任，终于在衰病之年因没有设法定继承人而闹得诸侯割据，一国之内竟出现了五个总统。
事实上，德国、英国当时都是君主立宪制，中南海里坐着个君主，在民国初年反动是反动，但并不落后，毕竟紫禁城里还有个小皇帝在那骑自行车玩呢。
问题是民意呢?
李宗仁回忆说，自己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觉朝野上下朝气蓬勃，可等到清帝逊位后，却朝气全失，唯见满目漆黑，一片混乱。
康有为替张勋起草的复辟通电虽说反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乱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溯自武昌兵变，创改***和，纪纲颓坠，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视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催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最后得出结论：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
在梁启超笔下，民初的议会则幼稚到让人心碎：
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销此半日之光阴，相率鸟兽散而已。
持同样观感的还有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他在《伏卵集》中记载了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见闻。比如每逢召开国会，各党工作人员就会到前门火车站树起招牌，拉扯刚下车的议员去本党的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
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甲党的招待所，得到红包后承诺投该党的票;又住乙党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处，最后却投了自己的票……
梁济在前清官职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遗老。他本人思想开明，并不敌视***和。但在观察了民国7年后，失望到连六十大寿都懒得过，在积水潭投水自尽。
与此同时，一帮把青岛当首阳山的前清旧臣也不甘寂寞，时不时跳出来刷下存在感。
发誓不当“贰臣”的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接受袁世凯的礼聘到清史馆当馆长，遗老梁鼎芬写信责备他说：“清朝未亡，你修个什么清史?”
梁鼎芬的逻辑是：北京城还有个小朝廷，里面还住着个小皇帝……
隆裕太后死后，梁鼎芬跑到西陵跪地号哭，如丧考妣。在前清当过山东巡抚的孙宝琦身穿西服前来，刚在灵前鞠了三躬，梁鼎芬便大骂其“洋鬼子”、“不要脸”，一干遗老则拍手称快……
甘肃都督赵惟熙一直拒绝剪辫，还不准治下的民众剪。见遗老们玩得很High，他也发电请求恢复谥法。
其实，民间私谥一直就没断过。对死去的旧臣，小朝廷也经常用发表上谕赐谥来表现一下情怀，比如陆润庠谥“文端”、梁鼎芬谥“文忠”，以至于人们在聊起曾国藩、左宗棠时，还是一口一个“曾文正”、“左文襄”，看不到一丝新气象。
而地方官因为觉着民国的官当得不如前清威武，私下里也开始为封建残余招魂。桐城县县长用名片去见安徽都督倪嗣冲，结果被骂“目无长官”，轰了出去;琼崖道尹呈请恢复清朝仪仗，如传人令箭、八抬大轿，当即得到上司的批准。
面对种种乱象，在晚清一直被舆论视作改良派旗手的袁世凯终于下定决心加强集权。先救亡，后启蒙。
扑灭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将各省都督都换成了自己人，又拉拢梁启超，资助其组建“进步党”，制衡国会里的国民党。同时，对国民党党员分化瓦解，重金收买。最后，组织人马起草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且能连选连任的“袁记约法”，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解散国会。
这离坐上龙椅，只差一步之遥。
可惜袁世凯错误地判断了时势，以为称帝的土壤已然具备。
袁克定派人编写山寨版《顺天时报》是一方面，女仆给袁世凯端参汤时打碎了碗诈称看见床上卧着条龙是另一方面，包括“筹安会六君子”的摇唇鼓舌，以及四川督军陈宧来电说宜昌的溶洞里发现酷似“神龙”的化石——所有的谀辞和神迹都不如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一次密谈。
一战正酣，英国担心袁世凯倒向德国，让朱尔典向袁大总统表达了对中国改行帝制“极为欢迎”的立场，只要不因此产生内乱。
与此同时，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拉拢中国，也向赴德治病的袁克定暗示支持袁世凯称帝。
美国则强调只要改制出于民意而非武力，便不干涉。
在中国享有盛誉的国际政治学权威有贺长雄亦不止一次面劝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
袁世凯并不怀疑这些“国际友人”的诚意，因为一直以来他就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众望所归的角色。《纽约时报》曾说：“整个中国，能否产生另一位像袁世凯这样具有组织才能和个人影响的政治家，是大可怀疑的”;《泰晤士报》曾说：“袁世凯是中国未来唯一可以胜任领袖一职的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说：“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
更可喜的是，自己人表现得还无比踊跃。
湖南都督汤芗铭为了鼓吹帝制，专门招募一批文人，关在豪宅里搞封闭式写作。只要能写出工美的劝进书，名烟、好酒甚至妓女都不限量供应。
写好后，用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地誊抄在特制的表章上，文末署以“臣汤芗铭谨奏”，再放进金丝楠木的小匣中，遣使专程递京。
陈宧也不甘人后，在全国各省代表投票表决国体时，安排人于会场每个代表的桌上放毛笔一支、墨水一盒、点心一盘，而在笔杆、墨盒和点心上，全部刻有“赞成帝制”四个字。
然而，就在护国运动爆发后，陈宧和汤芗铭相继倒戈，同段祺瑞的心腹、宣布陕西独立的陈树藩一道被称作袁世凯的催命“二陈汤”(中药名)。
何也?世易时移而攻守之势异也。
从晚清到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去中心化和个人主义使原先的金字塔变成了迷宫，固守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必然无法适应权威解体的新常态。
袁世凯的一生，可以用崔健的一张专辑概括——《解决》。
解决朝鲜问题，解决练兵问题;解决改革问题，解决统一问题。在长期的应激反应中，袁世凯秉承实用理性，每每突破底线，却屡试不爽，以至于形成路径依赖，认为只要结果正确有效，可以不计手段。殊不知但凡以外在环境来确定自己目标的实用主义者，都依赖于周边信息的真实准确。比如，袁世凯在当山东巡抚时，经常派人下基层搞调研。当他要密查某事或某官时，总是先派一人下去，再派另一人去同一地点查同一目标。两个人都直接对他负责，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
若所查结果不同，就再派两人分头去查，以资对照。对查报属实的给予奖励，隐瞒谎报的施以严惩。
后来，袁世凯经常将此心得同下属分享：
做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然而讽刺的是，恰恰在袁世凯生命垂危之际，追随了他三十年的贴身侍卫唐天喜(主动请缨上前线跟护国军死磕)耐不住白银十六万两的诱惑，率两个旅阵前倒戈，压垮了袁世凯的最后一根神经。
昔日知人善任，何以今日颟顸不明?皆因权力带来的错觉。
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曾说：“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不够了解。”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固然睥睨天下，但在信息的垄断方面，官僚集团则拥有绝对的优势。他们像层层关卡，封锁、扭曲甚至加工信息，下面的情况难以上达天听，上面的政策无法落地生根。
所以君主会称孤道寡，所以袁克文要写诗规劝其父“莫上琼楼最高层”。
然而，筹安会的公开讨论和鼓吹已经在知识界与政界形成了一个复辟帝制的风潮，以至于冯国璋从南京北上见到袁世凯，当面问他是不是想做皇帝时，袁世凯说这是外界的谣传，自己从当临时大总统第一天起就不再认同帝制了。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在演戏，其实不然。冯国璋时任江苏都督，掌握着东南半壁江山，如果袁世凯真的要当皇帝，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跟自己的股肱之臣讲清楚，争取他的支持。暧昧的态度其实表明了迟至1915年的6月，袁世凯还在摇摆。
但络绎不绝的请愿书扰乱了他的判断，连后来的反袁先驱蔡锷、唐继尧也在请愿，袁世凯误以为举国上下盼他称帝若大旱之望云霓。策划出这么一台风起云涌的大戏，想当储君的袁克定居功至伟。
不过，当袁世凯要封他的亲家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时，遭到黎元洪的坚决拒绝;段祺瑞对袁世凯忠心耿耿，见其被蒙蔽视听，一意孤行，告病请假;老大哥徐世昌审时度势，回家编书去了;曾经的盟友梁启超则以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雄文与他划清界限——但这些信号都没能引起袁世凯的重视。
当一切准备妥当，袁世凯于1915年底宣布次年改元“洪宪”。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原本赞成重回帝制的蔡锷、唐继尧却跳出来反对，并起兵“护国”(国体)。政府军兵败如山倒，列强也见风使舵，自食其言，站到了洪宪王朝的对立面。袁世凯如梦初醒，不敢再帝制自为，寻求解决之道。
然而失道寡助、群情激愤之下，袁世凯到底是裸退当个百姓，还是继续收拾烂摊子，再徐徐而去?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平心而论，如果选择前者，不用死撑，他也不会急火攻心，那么快便就撒手人寰，但势必引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造成诸侯割据的局面。毕竟“秦失其鹿，天下***逐之”是延绵了两千多年的连续剧，没人甘愿当配角。
在生命的终点，忆往昔峥嵘岁月，也许袁世凯最怀念的还是他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那段时光。百废待兴，革故鼎新，便是后来升任军机大臣，也体验不到如斯的快乐与充实。
1906年，全国的立宪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的吁恳也得到了慈禧的准许，于是他在徐世昌的协助下大张旗鼓地于天津设立“直隶自治局”，率先开展地方自治的实验。
袁世凯认为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点。民智不启，便通过在基层选举中激发政治热情，唤醒权利意识。
可惜，选民或因法律知识匮乏，或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生信条”，对选举作壁上观。
袁世凯只好派人到日本学习选举办法，归来后深入乡间田野，挨家挨户地宣讲。同时，把自治之利编成白话，广而告之，以期家喻户晓。
通过费尽思量、唇焦舌敝的动员，总算用一年时间成立了天津县议会。可惜没过多久，袁世凯便奉调入京。见识了国民的冷漠和民主制度生根之难的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试行“普选”，投票率达70%，实属难能可贵，影响不可小觑。就促进民主宪政思潮的传播而言，意义既深且巨。今之视昔，亦望尘莫及。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云下西楼。袁世凯的荣辱毁誉已随风而散，唯余千载白云，空空悠悠。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