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正义的区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

说到公平，我们可以联想到天平，西方法院的门口，大多有这样一架天平，这意味着什么呢？相等，或者说对等。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正义这个词，会使我们联想到什么呢？请抬头往上看，对，就是他，老天爷！每当要追求正义的时候，中国人就会往上看，盼这父母官，盼着青天大老爷，盼着圣明的君主或者伟大的领袖，或者是圣人，再不行就是盼着老天爷。哪怕对这个天失望之极，也还是要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因为正义，是从天道而来的。这个天道，与西方的上帝，大有区别，是我们中国法制思想的出发点。 我们说中国的法治目标是追求正义，换成近代以前的说法，应该是追求天道，天理，这“天理昭昭，报应不爽”，而使社会符合天道，天理和睦相处的手段，它们分别使“德、仁、义、礼、智、信”。“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先后次序，也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西方法制思想基础的契约所最需要的“信用”，在中国，却是最后才要用到的手段之一,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理性中的终极正义。 同时，法律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可以说是最糟糕的解决问题手段，因为前面的那些手段，还都是建立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的。而法律，则是对人性的不信任的产物。中国古代对于人性的看法，以“性本善”为主流，而西方则几乎一致的认为“人性本恶”。这之间的决然不同。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西方法制追求的不是正义吗？我这里要给出的回答是：的确，西方法制的目标首先并非正义，而是公平。但是通过追求公平，他们认为得到了正义。在中国人看来，公平并不必然就是正义，而西方人认为，公平——即是正义.因此,在西方国家民主宪政的法治思想下,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边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思想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无法律即无行政”,而国民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只能对政府公***行政的一些而并非所有问题进行规定。其法治理念分别是：相等－>对等—>契约—>人与人的契约和人与神的契约，是西方法制思想的主线，人与人的契约追求公平能够得到正义，而人与上帝的契约是社会道德的基础。这两大观念，都接受着挑战。一方面公平能否保证正义，并不确定，而另一方面，对上帝信仰的动摇，使得众多后起的理论，在寻找能够代替上帝的立约者。因为整个西方法制的思想，不出公平与契约的范围，因此他们的理论走向，也无非围绕着这两个焦点展开。这里要着重指出的就是：西方法制思想的两根柱子，并不牢靠，虽然不断有人在加固其基础，但是危机始终存在，并不能被西方社会、法制成就所掩盖，但这种思想有利于国家法治和政府公***行政的建立。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人难道就没有公平的概念吗？我觉得有，但是有区别。中国人的公平观念要看情况而定，远近亲疏，在公平的精度要求上，各有不同。越是不相干的人，越要跟他算清楚。越是亲近的人，就越不妨糊涂一些，不必太过分明。这种现象也与整个社会缺少公***服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既然大的范围内无法享受公***服务，那么只能在小范围内自我实现。这种逻辑的必然表现就是小团体利益往往凌驾于大团体的利益之上，在小范围内提供种种公***服务，拢聚人心。同时，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安土重迁，大多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村庄范围内，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礼让三分，守着和睦相处之道，作为善良的庄户人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是讲求公平的办法。于是公平与和谐，就成为一对既矛盾又统一的观念，长久地影响着中国人地思想，制约国家的法治化和政府公***行政的建立、发展。 中西方的法治目标前文已经分析过，分别是“正义”与“公平”。那么社会目标呢？中国历代的社会目标都很清楚，是“和谐”。而在西方，却在中世纪结束之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称之为“发展”。在中国，法制的目标向来服从于社会的目标，这首先是由于法制向来是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存在的，其次是由于体制上的精心设计，执政者与执法者向来合而为一，并无分别。但是在西方，法治的目标根深蒂固，而社会的目标反倒出于弱势，这使得法制拥有格外崇高的地位，并最终有可能独立于行政之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法治与行政的冲突，而在西方，却存在着执法与执政之间的张力，而这种法治理念，显然有利于政府公***行政的建设。这样的张力，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另一种表现，当和谐与正义之间出现冲突时，在王朝、政府的内部，社会目标一定会消解掉法制的目标，对于正义的追求，无法在法制内实现，最终激起民变，起义军打出的旗号，往往就是“替天行道”，也就是通过暴力，推翻这个朝代，来寻求真正的正义。 补充： 平与正义在内涵上有所不同。公平侧重于利益均衡，正义侧重于利益对等；正义有利于鼓励竞争，扬善抑恶，公平则有利于缩小差距，保持平衡；针对个人利益分配应注重正义，而社会宏观调控应注重公平。然而，公平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所谓公正就是公平和正义的合称，或公正可以分解为公平和正义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