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并结合现代社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征是在漫长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从思想渊源来看，它们大都是从先秦时代的思想材料中加以提炼而成的。这些思想材料有的本来是对立的，但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实践中逐渐融而为一、并行不悖。这些都代表着其他法系所无而中华法系所独有的内容和特征。因此，它们不仅仅属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范围，而应属于整个中华法系。

一、“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法律传统

法统即法律传统，是指导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及思维）的价值基础。它决定着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和发展方向。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法律传统是一元的，而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传统则是二元的，即“礼治”和“法治”.

二、“德政”与刑罚相结合的治国方策

在春秋战国时，儒家主张的“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德政”、“仁政”，与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以力服人”是截然对立的。可以说，儒家的主张由于难于操作而显得过于理想化；法家的主张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显得过于简单化。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吸取了秦朝暴虐亡国的教训，转而注重德政。而支配一个泱泱大国，又非运用法律刑罚手段不可。不搞德政，人民会起来造反；不搞刑罚，地方分裂势力就会发难。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可以说是个历史性的选择。董仲舒的神秘主义的“德主刑辅”论，一方面把儒家的“德政”置于首要之地，另一方面又给法家的刑罚落实政策，给它一个安顿，甚而使之具有神性。历代封建王朝在制定国策时，都标榜“德政”以获取民心。而教化措施则是预防人民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德政”具有使统治者自我约束的积极作用，其目的还在于达到长治久安。刑罚的政治价值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制止统治阶级内部的“犯上作乱”。当皇权和族权被宣布为神时，任何反叛皇权和族权的行为便成了渎神行为。而对这些叛逆者施以严刑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合理的了。特别是到了唐代以后，当“一准乎礼”的封建法典被宣布为符合“天理”时，对所有犯罪行为的制裁便都是正义的了，在使用刑罚时大可不必隐讳扭捏作态了。

在“德刑”关系上值得一提的人物，除了孔子、董仲舒之外，还有南宋的朱熹。他的基于“气禀”差别的“德礼政刑”、“相为表里”、“相为终始”的学说，达到“德刑”关系方面的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法令之属》）则概括了封建士大夫和社会舆论对刑罚的一般见解。在施政中毫不掩饰地使用刑罚，而社会舆论却不赞扬刑罚。其结果，一方面对统治者的行为多少有些牵制，而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轻视法律的副作用。研究法律、法学，成了圣贤所不齿的左道旁门，更不必说视讼师为“讼棍”了。这种偏见不利于法律思想和法学的正常发展。

三、“人”与“法”相结合的法体理论

法体指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的工作程序或方式。比如成文法、判例法或两者相结合的混合法。关于法体的思想和观点，是法律思想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