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要素有哪些
辩论的要素：
一场辩论，必须包括三个要素，这就是辩题、辩论规则、辩论人，这里，我们通过辩论与演讲的比较来分析这些要素。演讲赛也是一种智力的竞技运动，从比赛的进行形式看，我们可以把演讲看成是表演式的智力竞技运动，而辩论是对抗式的智力竞技运动。
辩题 辩题是辩论的中心，整场辩论都是围绕辩题进行的。无论辩论赛还是演讲赛，题目都是事先确定的，通常由比赛的组织者拟定后让参赛者抽签选定，辩论赛还要确定各方所持的立场。
辩题的对抗性：辩题与演讲题不同，演讲题诸如“我有一个梦”、“为了孩子”、“还我地球”、“长江：1998”或者“长江：2025”、“我爱珞珈”、“我是武汉一市民”、“澳门，你好”等等，都是直接以肯定或者否定的形式表达一种观点、愿望、理想，题目不需要包含冲突。而辩题则必须设置冲突，形成对抗，这好比赛跑只能有一个终点，而足球则必须有两个相对的球门。参辩双方的观点必须是对立的或者分歧的，这是辩论的前提。双方围绕这种对立或分歧展开对抗，进行论述、反驳和辩护。因此，辩题总是要求双方在对立和分歧中作出选择，选择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是与非，如“高薪是否能够养廉”、“电脑是否将取代书本”；正与反，如“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的问题；此与彼，如“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主要靠道德”。辩题的这种对抗性，也可以称之为“可辩性”。可辩的辩题可能是千年辩题，世世代代，永无终结，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通过辩论，尽管不可能达成最终的统一，却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充实其内涵。更多的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社会变革的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这类问题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从这些年的各类辩论来看，辩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如环境保护、安乐死、艾滋病、克隆人、因特网、“女士优先”、发展小汽车、进口消费品、流动人口、打假、反腐败、教育、出国热、现代化，等等，等等。
辩题的平等性：仅仅具有对抗性还不一定就是可辩的，下面几类题目就不可辩：一是尚无结论而需要通过科学实验和发现来决定的命题，如“UFO（不明飞行物）是不是星外来客”、“神农架有没有野人”，就是不可辩的。二是需要通过定量才能得出确定结论的问题，也是不可辩的。三是属于常识性的或已有定论的或已形成人们***识的命题同样是不可辩的，譬如 “地球是否围绕太阳转”。这些题目之所以不可辩，就因为对辩论双方不平等。任何一个辩题，都必须对双方平等，使正方和反方都能在平等立论的基础上展开。不过，同样一个问题，如果设计得好，不可辩也可以成为可辩的。例如，在“为了预防洪水，人类是否应该保护环境”、“武汉大学是否应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辩题下，反方几乎是没有展开空间的。但是，如果把这两个题目改为“预防长江洪水，保护上游植被比疏通下游河道更重要”或者“抵御洪水：修筑堤坝还是疏浚河道”，“建设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比研究生教育更重要”或者“教学比科研更重要”，也许就可辩了。此外，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题目也不宜用作辩题。
辩手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辩题对我方有利还是不利。任何一种竞技运动，总会存在有利与不利的问题，就体育竞赛来说，尽管竞赛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一视同仁，但天气、场地、观众都可能给参赛双方带来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譬如足球，在客场踢球，面对对方的观众和狂热的球迷，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就对方的球员来说，由于在自己的家门口踢球，心理压力可能更大一些。而球迷的狂呼乱叫，其实对双方的球员都是一种干扰。因此，所谓有利和不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辩论赛也是如此。从辩论赛的组织来看，除了规则对双方同等适用外，辩题都是“中性”的，双方的获胜机会的是同等的。当然，辩题给双方留下的发挥余地有时会有些差异，大众对辩题的认同会有所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也会有多有少。但这种差异不会对比赛结果产生根本影响。而且，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手，如果在辩论中发挥正常，表现出较好的素质，雄辩有力，自圆其说，就更能赢得评委和观众。这好比跳水运动中，难度大的动作，评分的难度系数也大。辩论的规则中虽然没有规定难度系数，但它在客观上可能无形地存在于评委和观众的潜意识中。更重要的是评委的评判表决，不是依据他们对双方立场观点是否认同，而是依据双方是否能自圆其说以及在辩论中的综合表现。事实上，立场处于不利一方的辩论队获胜的例子是很多的，如，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有这样一道辩题：“烟草业对社会利大于弊”，中山大学对南开大学，应该说对正方比较不利，但中山大学队以烟草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国家的发展根本是发展经济作为展开的基点，立论巧妙，发挥很好，赢得了这场比赛。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是：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半决赛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复旦大学队作为反方，立场是“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这个辩题属于“片面深刻”型，“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这个判断把一种立场推向了极端，有违常识，几乎是不可辩的，如果把题目改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但更是医学问题”，给双方的发挥余地似乎更公平一些。然而，复旦的辩手们居然赢了，这正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准确性：辩题必须准确，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演讲题则可以有模糊性、隐喻性、象征性。如“我有一个梦”，这里“梦”指什么，可以由演讲人自由想象和发挥。辩题就不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不能有任何模糊。就辩论的参赛者来说，就得对辩题的每一个字、词和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推敲，譬如，1998年全国大专辩论赛的决赛辩题是“高薪能够养廉”（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一辩题中包括的概念就有“薪”、“高”、“高薪”、“廉”、“养”、“养廉”以及“能够”七个，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忽视或漏掉。通过对辩题的分析推敲，辩论队从教练到每一个辩手应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保持高度的一致：一是基本立论，二是底线，三是基本战线，四是思想境界。这几点，在场上任何辩手都无权改变，必须密切配合，相互呼应，尤其是底线，一经确定，就得严防死守。所谓基本战线，就是要确定几个战场以及哪个是主战场，哪个是辅战场，一场辩论往往存在几个焦点，相互联系，相互呼应，辩论中就要抓住要害，避开己方的弱点，充分发挥优势，根据场上形势及时转移战场。关于思想境界，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辩论中的一个通病是纠缠于细枝末节。譬如，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常常成为辩题的内容，如95国际大专辩论赛辩题：“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波恩大学－辅仁大学）、98全国大专辩论赛辩题：“未来社会：女性比男性压力大”（电子科技大学－同济大学）。这种辩题不仅富有时代感，而且视野应该是非常广阔的，然而，持正方即维护女权立场的一方总是提出女人生孩子的问题，更不幸的是，反方在这种情况下又很容易跟着正方跑，双方似乎都对生孩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结果双方就在产房门前兜来兜去，纠缠不休。再如，1997年武大第六届红枫杯决赛的辩题“现代社会，竞争比合作更重要”，辩论双方似乎都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的概念上展开，只是就竞争谈竞争，就合作谈合作，未能在“现代社会”这个时代的高度展开自己的论点。正方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说的竞争与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弱肉强食。反方则一再抓住环境这个人类面临的***同问题，似乎强调合作就是因为人类需要保护环境，时而又把合作说成是参加竞争的集体的内部的合作，这就对辩题有所偏离，也缺乏时代感，从而降低了辩论的思想境界。
辩题的措词必须准确、严谨，但不等于说没有给予辩论的参赛者主动定义的余地。定义得好，可以为己方造成有利的辩论基点，如上面说到的把烟草业定义为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例子。但是，也不能为了辩论就任意定义，前面提到的以“大学生兼职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为题的辩论中，正方把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也作为兼职的内容，就违背了人们已有的的约定，失去了本来有利的地位。辩论中的另一个通病，是纠缠于辩题中的某个定义，例如，“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辩题，正方为了说明利大于弊，主张流动人口应包括流进和流出，而一方定义后另一方也上来跟着跑，在是否采纳这个定义的问题纠缠不休，听众听起来感到没有意义。
辩论规则 演讲比赛是由参赛人各自独立地完成，然后由评委们作出评判，演讲比赛的规则比较简单，主要是对演讲的时间作出限制。而辩论的规则显然比演讲更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是一种游戏，游戏的博弈过程千变万化，就得事先立下一些约定，制定出比较复杂的规则。辩论的规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比赛的组织规则，主要涉及组队资格、报名程序和赛制，赛制包括对阵图格局和抽签办法等，由辩论赛的组委会负责执行。赛制目前采用的多为淘汰制，经过初赛、半决赛、决赛，从八个参赛队中产生出冠军。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赛则采用了小组循环赛、半决赛、决赛，从六个队中产生出冠军。
二、赛场规则，涉及辩论的模式，主要是包括双方上场人数，发言的次序和次数，每一阶段的时间等。从亚洲大专辩论赛开始，新加坡模式比较流行，为四对四阵式，辩论过程包括陈词、盘问、自由辩论、总结陈词。后来，北大模式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改，增加了盘问，意图在于加强辩论的对抗性。1996年的第二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又尝试了一种新模式，即三对三阵式，除了保留上述辩论过程外，在赛前增加了双方教练的辩论方案介绍。赛场规则由主持人监督执行。主持人与裁判不同，其职责主要是程序性的，没有裁决胜负的实权，主要负责在辩论开始前讲明比赛规则和注意事项，并主持比赛的全过程。对主持人的基本要求是公正、中立。为了活跃赛场气氛，他（她）可以适当地、用最简洁的语言对辩手的表现给以鼓动，但不可使用评论性语言，更不能对辩手的发言加以褒扬或贬抑，而对辩论某一方的偏袒或刁难，则是绝对不能有的。1996年的红枫杯决赛，有一位辩手在时间用完时未能讲完他事先准备好的辩词，主持人在终止他的发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位辩手准备得太充分了，以致于时间都不够用了”。她主观上是想诙谐一点，活跃气氛，但不经意之间对辩手有所揶揄和嘲讽，这是不应该的。在我校举行过的辩论赛中，还有不少主持人似乎控制不住赛场的秩序，尤其是当辩手用完了规定的时间时，有的主持人往往不能果断、干脆地终止他的发言。作为主持人应该记住的是：执法如山。
三、关于参赛选人语言和行为的规范和评判，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所使用的语言为普通话（华语大专辩论称之为现代华人的***同语，就是汉语的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不能宣读事先准备的辩论稿，不能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等等。这些内容通常也构成赛场规则的一部分，但要在评判中得到贯彻，是评分的依据。二是评判规则，包括评判团的产生和组成、评分标准和评分程序等。演讲和辩论都需要评判，评判不同于裁判，体育中的裁判有许多硬性的指标，可以根据这些指标作出判断和裁决。而演讲和辩论的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大多是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评判团成员的主观判断。这种评判也不同于批阅试卷，没有时间进行比较斟酌，但相比之下，辩论中双方对阵，变局较多，而且辩论的语速比演讲更快，观众和评委都更难与辩论参赛者进行同步思考，因而评判时不可能进行仔细的斟酌和推敲，评判中的主观性更多一些，依据更多的是印象和感觉，而不是精确的量度和计算。认识这一点，对制定辩论的战略和策略是很重要的。
辩论人 辩论人是辩论的主体，包括参辩双方，可以分为个人的和团体的两种，具体有一对一、二对二、团体对团体，好比球类中的单打、双打和团体赛，但乒乓球中的团体是以单打和双打的积分确定胜负，辩论赛中的团体赛是一起上阵。作为辩论的参赛双方，应是来自同一个层次的，在文化、理论和道德修养以及气质、涵养诸方面应是相当的，否则辩论就不能形成交锋和高潮，不可能真正展开，也就没有了观赏价值。辩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辩论人的素质，辩论是一种综合素质的较量。这种素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①知识性素质，有文化积累、知识结构和知识面等；②技巧性素质，有逻辑思辨、语言艺术、幽默感等；③人格性素质，有道德涵养、心理心态、合作精神、风度气质、仪表仪态等。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一下辩论队员的人格性素质。辩论与演讲的重要区别在于存在一个对手，既要与对方唇枪舌剑，决一雌雄，又要与对方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对对方的人身、人格、知识层次、文化水准及场上表现都应给以充分的、真诚的尊重。任何人身攻击、有损人格或者挖苦对方的语言、措辞、手势和动作都是应该绝对避免的。可以以姿势助说话，但比演讲要少一些，更不要有夸张性的姿势，做怪相、拍桌子、张牙舞爪都是有失体面的。1995年的首届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我校的一位辩手在陈词时，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对方今天可是开口千言，离题万里”，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岂不是根本没有资格来与你辩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因此，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因此是不适合的。1997年我校辩论与演讲协会成立时举行了一次明星队的辩论，总的说来辩得还是不错的，但在自由辩论中双方论到了法律问题，这时反方的一位辩手站起来说，“我是学法律的，……”，也显得是在以势压人。俞吾金先生在他的《辩论中的十大关系》中谈到，复旦大学队在训练时非常注意纠正队员的不当用语，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而要求使用“改变”这类中性词，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话批评对方。做一个辩手，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体现出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质和涵养，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熏陶，具有现代人的风度、礼貌和宽容，场上场下都彬彬有礼，而不要盛气凌人，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