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以前在读者上看到的一篇很感人的文章。。。。

新丸子车站下着清雪《读者》2008年第06期

文/詹蒙

2003年3月，我在日本东京伟识外国语学院读预科班，准备两年之后在日本考大学国。

第二年，我租的旧公寓到期，房东再也不肯续租。当时已经是冬天，风寒料峭，东京的天空下起了清雪。颓丧地坐在川崎市新丸子车站的长椅上，越来越暗的天色里，我哭了起来。

直到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微笑着说：“孩子，你这么年轻，有什么伤心事一定会过去的。”倾诉的渴望让我不管不顾，滔滔不绝地把全部的惶恐和委屈说给她听。

老人无法止住我的哭泣，她拉起我的手离开车站。像是被催眠，我任由她牵着，一直走到她的家里。那是一座破旧的市营住宅楼，房间摆放的用具都属于上个世纪。老人生硬地叫着我的中国名字，说如不嫌弃就请我留下来。遇到这样的好人，像是奇迹发生。

两个星期过后，我仍然找不到房子，情急之下，我斗胆请老人将我借住的房间租给我。老人同意了，然而不肯要那么高的房租，我执意这么做。她说：“那好吧，不过每天早上让我为你准备早餐。”

就这样，我总算再次安定下来了。

老人从不去超市买菜，下午5点后她会到附近的野菜屋买当天的剩货，只有和我***进早餐才不吝惜菜的数量。在日本，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比我更穷的人。老人从不提及自己的丈夫，只有一个儿子，住在大阪，一年才看她一次。老人的糖尿病综合症引起腿脚不便，却坚持不肯去医院复查。我一再追问，才知道她很久没有交国民健康保险了。

我偷偷地去办她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当我把黄色的国民健康保险证交给她时，老人捧住我的手哭了起来。第二天，我请假陪她去医院复查糖尿病。医生当着她的面责备我这个孙女，老人的糖尿病综合症相当严重，马上会双目失明，而且很可能转为尿毒症。回家的路上，老人安慰我说：“一个孤老婆子活与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都不大，不要紧。”

第二天清早，我把仅有的78万日元的存折塞给老人：“阿巴桑，用这钱去住院吧。”我没给老人推辞的机会，我告诉她我还很年轻，钱可以再挣。到了医院，才知道我那可怜的78万日元只够她全部住院费的4/5的开销。

2005年初夏，为了支付住院费，我日夜地打工。这期间她儿子来看过她一次，扔下为数不多的钱就走了。第二个月，老人失明，并发的尿毒症开始呑噬她最后的强健意识，老人被转入特殊单人病房。

8月的一天，我去医院看她，一位陌生的男子见到我如释重负地塞给我一张纸说，他是公立律师事务所的藤山一行，已根据老人的意愿为她起草了遗嘱，只等我核对。这遗嘱让我哭了起来。老人已经把她全部根本不能叫财产的财产给了我。老人让把她枕边的印章拿出来盖在“正田和子”的名字上盖了“和田”的私人用章。

律师走后，老人从她那满是皱纹的脖子上把一条笨掘的的铜项链摘下来，戴到我脖子上：“这条项链跟了我50多年。它的主人是九条道孝的外孙，日本最著名的华族(即贵族)里年轻有为的一个军人。他在参加了对华战争后陷入了一种癫狂状态，自甘堕落，每日流连于艺妓之间。我就是一个艺妓，就是在那时疯狂地爱上了他。怀孕后，他给我赎身。我们来到东京,在武藏川租了一小间房子。我静静地等待孩子的出生,希望他能就此振作。怀胎6个月的时候，他忽然叫我做引产，哭着求我，说他是一个罪人，这个世界是罪孽的，孩子生下来只会不幸。我宁死不从，他开始夜不归家了无奈。无奈，我做了引产，是个女孩。在我最绝望时，他把一直戴着的这条项链送给了我。

“昭和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傍晚，他说去新丸子附近买东西后就没再回来。几天后，人们在川崎的海里打捞到他的尸体。后来，为了生活我当起了酒馆女招待。有一天下晚班，我在车站捡到了一个快冻死的婴儿——那个时候养不起孩子的女人太多——他就是我的养子，长大后发现我不是他的生母就此对我冷淡。我一直孤苦一人，趁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到新丸子车站去坐一坐。孩子，你记得不？那一天是2月12日，正是5哦多年前他离家出走的日子，我等回了你，这不是天意么？这么多年来，这条项链就是我的全部。别看它丑陋，最珍贵的东西不要从表面来判断它。答应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把它送给任何人，要对它不离不弃。”

我点点头。长时间的叙述之后，老人显得累了。临睡前她轻轻问我，可不可以叫她一声妈妈。泪水冲出了我的眼眶，我抱住她，喊了三声“妈妈”。她对我说：“我的女儿又回来了。”

2005年10月，老人辞世。她的养子拒付母亲的住院费，理由是遗产的继承人也该同样继承债务。那时，我还欠医院20万日元的治疗费。

简陋的丧葬之后，我又开始忙着找房子，报考专门学校。我和医院协商，住院费可否再缓半年，因为我必须没日没夜地靠打工赚来学校的50万入学费。

两个星期后，藤山律师找到我说：“正田先生对他母亲临终前费心费力地设立遗嘱非常奇怪，他怀疑母亲藏有巨额财产。为了免去麻烦，我看你还是同意正田先生过目一下老人的遗产吧。依照日本法律，如果他真的与你打官司，你会输的。”

我打断律师，笑道 “您看一看我现在的生活窘况就应该知道我是否继承了什么巨额财产。为了准备学费，说实在的，我现在每天打10个小时的工，每天只睡3个小时。在我们中国，孝顺老人是一种美德，见死不救才该受谴责。请正田先生尽管来，不用打什么官司，他什么都可以拿走，除了这条项链，因为这是老人随身佩带的纪念。”

一个星期之后，西装革履的正田同藤山律师来到我新搬的破旧不堪的公寓。正田先生仔细过目了他母亲的所有遗产以及那条项链，说了声“打扰”掉头就走。我叫住了他，慢慢地说“你母亲一生贫苦，只抚养了你一人，你也为人父，将来不知你儿子会怎样待你。”正田默默地在“财产放弃说明”上签字，转身离去。

直到2007年5月，我才还清医院的债务，成为自由人。

2007年9月，我在东京港区王子饭店举行的一个二战老兵的聚会上当服务生。一位老人一直盯着我脖子上的项链，他对我说：“我在京都读书时，一位好友戴过一条同样的项链，后来我们都上了战场，听说他死在了满洲里。”

“不，他是死在了日本。”

老人惊异地看着我，我向他讲了项链的来历。老人老泪纵横：“九条君终究没有逃过战争的劫难啊！”老人说，这是九条家族的传家宝，恐怕不止一条项链那么简单。

回家后，我在灯下反复端详那条项链，实在看不出什么特别。我带着项链去了东京最权威的古董店——神田二天门。店主用放大镜端详了老半天后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枚老项链，从重量上看它比铜要轻。可能铜皮里可能包裹了其他东西。”洪子夫人临终前曾对我说，最珍贵的东西不要凭表面来判断它，是在暗示我什么吗？我下定决心让店主打开了那层“铜皮”。铜皮里有一颗硕大的钻石，大约三克拉大小！店主在测量了钻石的纯度与色泽之后对我说：“小姐，恕我直言，你已经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了。”

我用手帕将项链包好，在恍惚中回到公寓。我始终不解，为什么她临终前不肯对我说明真相。直到一天，从藤山律师口中才知道，老人怕我清楚真相后在她儿子跟前露出破绽，她知道我不擅撒谎。

2007年11月1日，我到川崎给老人扫墓，反反复复哭着只会说一句话：“谢谢您，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