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是？

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农牧业生产活动引起的对森林、水源及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远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这种思想，常常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周代人们就具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活动，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逐渐地发展到自觉的、比较清楚的阶段。到春秋战国时代，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已具有明确的目的，具体的规定，范围也相当广泛，并始终同经济发展相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到了秦汉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已由自发阶段进入了相当自觉的阶段，在理论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唐代和宋代对环境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仍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元朝对环境的破坏是历朝历代甚至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明朝总体上对环境保护依然很重视，清朝不重视环境，人口激增，给我国环境带来巨大灾难。

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论述历朝历代的环境政策，一方面以西周、秦汉、唐宋和明朝为例，论述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这是我们现代政府需要学习的部分。另一方面以南北朝、元朝和清朝为例论述破坏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要引以为戒。

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今者，死无赦。”这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西周政府把对人口居住环境的考察和保护列入了西周的朝政范围。战国时的荀子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不难看出，荀子的保护思想是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的，其保护的目的，也在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实行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政策。他主张采用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建立管理山林川泽的机构。他认为，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按照规定的季节开放，有计划地利用。先秦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唐代不仅把山林川泽、苑圃、打猎作为政府管理的范围，还把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畴，同时还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这就从管理范围上超过了先秦时期。宋代，特别是北宋，也相当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并注重立法保护，甚至以皇帝下诏令的方式，一再重申保护禁令；同时，还命令州县官吏以至乡长里长之类的基层官吏侦察捕拿违犯禁令的人，可见其认真程度及执法之严。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表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相当敏感。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一直到仁宗时，都承袭前代的有关规定进行管制，而且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时，为了缓和“工役繁兴，征取稍急”的困难局面，减轻人民负担，就开始放弃或部分放弃了管制措施。

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由于大量胡人长时间割据再“黄土高原”和北方土地，导致胡人的密度突然加剧，再加上长时间和南方汉人的拉据战，所以需要大量木材。而“黄土高原”提供了这一方便，导致黄土高原的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从此“河”变为“黄河”黄河变浑浊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元朝对环境的破坏是历朝历代甚至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蒙古人对适合耕地的环境进行大面积的破坏和荒废，由于蒙古人不适合中国古代的山水环境，所以强制破坏了万年已久的森林和水土，大面积的改变所环境的作物和物种，大面积的放牧导致加剧了北方土地的荒芜化。据《农织记》所载“茹鹤尸滥，山野林秃”表明对中国物种和环境结构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清代人口猛增，又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许多草原或山地，垦为农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扩展及林木破坏与水上流失，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并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警告。并且清代施行的禁海，害怕汉人和倭人相互勾结对木材进行严格的控制，导致普遍乱砍乱伐。清代散文家梅曾亮记述并分析了安徽宣城水土流失的状况及原因，指出开垦山地造成了水土流失并殃及平地农田。但是，所有这些警告并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不合理的垦殖仍在继续进行，对中国的环境带了巨大的灾难。我国建国之后，也是盲目的垦荒，扩展农田，造成现在的土地沙漠化严重，历史一再重演，我们要吸取教训，保护环境。

随着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离我们愈来愈远。人们日益从与自然和谐而生的***荣关系中分化出来，异化为自然地对立面。让我们重拾天人合一，反省自己，保护自然环境，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