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预防犯罪和惩治犯罪的法律保护问题

《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也说：“夫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主张“制民之产”，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法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习惯、规范、制度等，它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和规范形态的法律文化。狭义的法律文化仅指观念形态上的法律文化，包括人们对法的性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看法、评价以及人们在法律实践中的思维模式。本文所涉及的法律文化就是从狭义上讲的。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法的渊源和结构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样形成了自己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它大致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主义哲学认为，天地之间，人最重要，人是宇宙的主人。中国传统哲学历来讲“天人合一”，人不应对抗自然、破坏自然。人在自然面前也不应消极无为，而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人类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正确运用礼、法，就能战胜自然，治理国家，把人间的事情办好。“人能胜乎天者，法也”。二是人与神的关系。在中国从未形成一种与世俗政权相对抗，甚至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宗教。远在三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一种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上天是不可信赖的，只有发扬文王之德，才能使周王朝国运长久。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学生子路问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表达了他们着眼于人事，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重人事、轻鬼神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效法。三是国与民的关系。西周时期出现了重民思想。周公反复强调统治者一定要“敬德保民”，要“惠民”、“裕民”。当权者应以民心为镜子，来查看自己为政的得失。春秋时期出现了一股重民思潮。《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战国时期，在列国争霸的历史条件下，重民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西汉时期的贾谊说得更加透彻和精辟，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儒家正是从这种民本主义出发，主张重视民心向背，关心民间疾苦，先富后教，敛从其薄，刑罚适中，反对苛政与滥罚。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是人本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人本主义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和宗法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的人本主义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而伦理主义的特征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置于一定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是每个人都要恪守的道德规范和应尽的义务。所以，有人把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称为“道德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深深扎根于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土壤中。与这种传统文化相适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伦理主义的法律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是：礼法结合，以礼统法；德刑并用，以德为主；重人治，轻法治；重刑法，轻民法；皇权至上，以言代法。这种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法律实践的经验总结，表明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成员对法的观念、法的价值、法与其他调整方式的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法律实践有着直接的引导作用。

二、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很多。如：人治观念、皇权思想，以言代法，封建等级观念，特权思想，重刑法、轻民法，司法与行政合一等，这些因素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根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并未失去其价值，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如：

1、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人本主义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主张立法、司法都以民为本。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他主张立法当以便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并不过时。我们知道，法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的需要和利益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人们的各种利益和需求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法以确认、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因此，在法律实践中，必须时刻关注和尊重人的需要，既不能无视民众的需要，也不能强迫民众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

2、注重道德教化，重视犯罪预防。西周时期，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后经孔、孟、董仲舒等人加工为“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制原则。德主刑辅理论并不反对刑罚，而是反对专任刑罚。这种理论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道德教化和刑罚制裁这两者相比较，前者对社会控制更有利。德主刑辅理论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儒家大多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犯罪是由于后天受外界影响而造成的。人性可以改变，经过后天的教育，人就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完全是可以预防的。

此外，思想家们还把犯罪的根源与人民的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分析，主张从经济手段上预防犯罪，这就是儒家的“富民”思想。《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也说：“夫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主张“制民之产”，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以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可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犯罪问题的解决并不局限于一种手段，而是主张道德、法律、经济手段同时采用。这对于我们探索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社会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和矫治犯罪，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贤人政治。《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儒家认为，尽管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已经定为法典，但能否实行，关键在于人。不同的人使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诚然，选择贤人的标准古今完全不同，但我们依然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良好的法律制定以后，应当重视为政执法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他们道德品质的考察。儒家十分注重贤人的道德感召力，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都把领导者道德品质的好坏，看作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讲到贤人政治，经常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要人治，不要法治，其实不然。儒家在人与法的关系上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并不认为有了善，有了贤人就可以不要法，而是要求法与人兼备。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种主张为后世提供了一条非常宝贵的治国经验：仅仅进行法律制度方面的硬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国家官员的个人品德和素质的软件建设，由无德无能的人执政掌权，必将危害国家。

4、重义轻利。儒家的义利观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多受到批判，认为这种观念否认与限制了人们的私欲，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其实传统义利观并没有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孔子就坦白承认自己有求利之心，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荀子更明确指出：“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肯定了伦理道德与物质生活皆为人的正常需要。荀子义利观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社会。他强调政府不与民争利，要求天子不养牛羊，臣下不养鸡猪，上卿不从事金融，大夫不开办农场、菜园等。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官员一律不得经商。可见，儒家不仅没有限制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反而重视保护民众的利益，强调重天下之利才是义。荀子明确反对官商，就是要避免官员以权谋私，损害民众的利益。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战国时期，荀子就意识到了，非常难能可贵。对于我们今天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仍具有积极的价值。

此外，儒家的义利观还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这里的义指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求利之心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否则会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与冲突，对社会的和谐与安宁造成不良影响。近年来由于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滋长，义与利的矛盾日益突出。对此，我们不应熟视无睹。在我国，法律确认了每个人都有选择和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益为前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出发点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以人为本。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所以依然要提倡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为一己之利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损人利己。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法治观念、法治原则、法治思想等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可以吸收借鉴，但并不能因此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盘否定。我们既要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转化，也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