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彩礼是不是太高了？

说到彩礼，真的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这本来一个挺好的5000年传统习俗，可在这些年却变成了”男方心伤、女方伤心”的一个心病。

时不时地能看到这样的新闻，百万彩礼让男人们直呼“娶不起”。

天价彩礼怎么治？河南兰考县惠安街道办事处给出了方案！

他们出台的这个标准，第一条就规定：彩礼不得超过2万，索要彩礼“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

2万彩礼就是上限，要这么算，全中国有多少人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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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价彩礼一直让人诟病。

2013年，一张“全国彩礼地图”火遍微博。4年后，人民日报把这份“彩礼地图”更新后一看，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等也成了结婚标配。

彩礼原本是男方对女方和女方父母的尊敬，也表示男方父母对女方的一种认可。现如今却真的成为了婚姻的试金石。

有的地方，彩礼成了衡量婚姻的头条标准。有的家庭，为了摆阔气，在亲友中有面子，筹备彩礼到处借债，这里借一万，那里借三万，婚前风光、婚后还债。

而在个别地区，更是存在父母抬高女儿的“身价”，让“嫁女”成为了一种“敛财”的手段。

在安徽萧县有句俗语称，家里有仨女儿的话会“富死”，如果有仨儿子那就只能“穷死”。男女结婚时，女方提出的彩礼往往高于10万元，没10万彩礼难娶到媳妇。

江苏宿迁皂河镇由于靠大运河，很多女方更是要求“一铁一冒烟”，“一铁”指的是价值百万的铁船，而“一冒烟”则指的是车。

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礼金至少要18万元。当地人明晃晃的把出嫁女儿索要的彩礼称之为“卖”，把男方花费的彩礼称之为“买”。

这嫁女儿真的变成了“卖女儿”！

而因为一份彩礼，结果两边算计来算计去，最后不仅可能感情没了，连命都可能没了。

河南省豫北平原的一对新婚夫妻，在新婚之夜，为了11万的彩礼发生激烈争执后，新郎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

安徽霍邱县的准新郎，在婚礼前疑因为彩礼的问题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跳楼身亡。

甚至有人专门把做个作为了一个骗财的手段。兰考县之所以会出台这样的规定，就是因为当地“骗婚”情况不断发生。

2018年年初，当地曾成功打掉一个“一女嫁五夫”的骗婚团伙，该团伙利用农村“订婚”的风俗，向男方索要6万元到16万元不等彩礼，连续作案5起，非法获利40余万元。一得逞就立即消失。

纠偏“天价彩礼”、倡导婚俗新风，的确很有必要！

惠南街道出发点是好，只是这文件却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急需一个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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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针对天价彩礼的乱象，很多地方先后出台了当地彩礼金额指导标准。

兰考县委、县政府就在2016年12月31日联合下发了《兰考县关于红白事大操大办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其中规定的是县城规划区内不超过 3 万元，农村不超过 2 万元。索要彩礼过多拒不退还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惠南街道的做法算是对上级规定的执行。

但问题是，县级规定里，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的，不仅是“索要彩礼过多拒不退”，还要“涉嫌犯罪”，到街道这里，却省去了“涉嫌犯罪”这一重要条件，直接规定将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

有人以彩礼为名实施诈骗，并不意味着所有收彩礼者都是骗子、人贩子。将收彩礼过多等同于贩卖人口和诈骗，惠南街道明显缺乏法治思维。

拐卖妇女罪、诈骗罪，在刑法中是有严格的入罪标准。再退一步说，法律对彩礼并无规定，两家人你情我愿的爱给十万、百万的彩礼，这些都是家务事。对“索要彩礼过多者”，街道办交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就要受理吗？

更讽刺的是，惠南街道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有彩礼是硬性规定，“结完婚后，你要给丈母娘一千万，我们也管不了”，这看起来就是为了达到上级下发的标准而做的文章。

只要不以彩礼为名，给多给少悉听尊便，这何尝不是一种形式主义？

这本来提倡、鼓励不要过多索要彩礼是好事，但是落实到街道却变了味。

地方上这种奇葩文件不在少数。

贵州遵义凤冈县曾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双方均为再婚的不准操办酒席”。

有些地方的村规民约规定，“姑娘招婿上门需经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户口仍未迁出的外嫁女，不再享受村内任何待遇。

某种程度上说，基层管理者这种淡薄的法律意识，比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俗更可怕。

企事业单位有法律顾问，这地方政府更应该有法律顾问制度。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决策，怎么做到上不违背党纪国法、下不辜负公道民心？应该要多听听律师的意见。

不然这种奇葩文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成为了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