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刑讯制度的内容是怎样的？

刑讯，是古代司法官吏在审案中使用刑罚来获得被告口供，从而定罪的一种审判方式。现代法治国家讲的是依法治国，因此对于刑讯这种会妨碍司法公正，侵犯人权的审判方式自然是严令禁止的，毕竟“刑讯”很容易让犯人屈打成招，从而致使冤假错案问题的出现，所以自然是禁止刑讯的。

但是，在我国封建时代，“刑讯”是被朝廷所允许的事情，是被写入律例的一种审判方式，它最早出现在秦朝的律例中：

“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治（笞）讯某。”–《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载，秦时，如果在审案的过程中，犯人多次改变口供且拒不服罪的，司法官依法可进行刑讯，对犯人施行拷打，当然在拷打犯人时，主审官需让人记下：“因某人多次改变口供，无从辩解，拷打了某人”的记录，以此方便相关官员的查询。

古代刑讯

不过，秦代虽允许使用刑讯，但对于刑讯的使用却是慎之又慎，这点从秦律中“其律当笞掠者”就可看出，就是只有符合条件的犯人，司法官才可进行刑讯，而什么时候才能合法的对犯人进行刑讯呢？这点《睡虎地秦墓竹简》亦给出答案：

“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智（知）其訑，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毋（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有（又）尽听书其解辞，有（又）视其它毋（无）解者以复诘之”–《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

凡审问案件，司法官必须先听完原告、被告的口供并加以记录，使受讯者可以自由陈述自己的“冤情”，而在陈述的过程中，即使司法官明知他在说谎，也不能马上反驳，而是应该让他继续说下去。之后，等他们说完，司法官需再查看其所说的供词，看有无没交代清楚的问题，如果有应继续进行讯问，然后再把他交代的供词记录下来，而后再看有无没交代清楚的问题，有则再继续讯问，直到犯人词穷为止。

这时，如果词穷的犯人还没有交代清楚问题，或者是多次改变口供的，司法官就可依律使用刑讯。

由上可看出，秦代对于“刑讯”的使用是十分谨慎的，轻易不会动用，正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言：“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审理案件时，司法官能根据犯人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刑讯”就能查清案件真相的，是为上策，而依靠“刑讯”才能获悉案件真相的，是为下策，因为在审理案件时，施行拷打很容易让犯人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的出现。也正因为秦代的司法官秉持着这种态度，因此对于“刑讯”的使用自然是慎之又慎的。

而自秦开始，历朝历代审理案件皆延续秦代的基本做法，即允许“刑讯”，但对于“刑讯”的使用是谨慎无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等朝的统治者就提出了依法刑讯的主张，不但严格限制着刑讯的使用，还对于刑讯的刑具和规格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同时在北魏时期，北魏统治者还规定禁止对五十岁以上的人施加刑讯，体弱者也可酌减，这相对于秦汉时期“刑无等级”的做法，已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当然，“刑讯”制度真正法制化，是在唐朝。唐时，对于何时才能刑讯，该如何刑讯，刑讯如何监督，刑讯的对象，刑讯的决定者等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刑讯的条件

唐时，依据《唐律疏议》所载，只有在“事不明辨，未能断决”（案件不明，不能做出决断）时，才能使用刑讯。当然，不是说案件不明时，司法官就能立刻动用刑讯，《唐律》规定：“必先以情，番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即在决定施行刑讯前，司法官一定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然后明确有犯罪事实发生的，且被告有很大嫌疑实施了此次犯罪，但他却不承认时方才可进行刑讯。

古代公堂

同时，据《唐律疏议》所载：“事须讯问者，立案，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即如果要对被告使用刑讯，除了要明确有犯罪的事实与犯罪的嫌疑，若有两位以上官员参加案件审理的，还需要他们同时在场，皆都同意进行刑讯，方可进行刑讯，而若只有一位官员参与案件审理的，则可独自决定是否要进行刑讯。

刑讯的对象

唐时，唐律规定可实施刑讯的对象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不仅可对被告人实施刑讯，还包括原告、证人等一切与查清案件事实有关的人。《唐律》载：“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即如果被告拷满还不承认自己罪行的话，而司法官也认为案件有可疑的，就可反拷原告，必要情况下亦可对原告进行刑讯，不过这个规定对于被杀、被盗及水火损败之家的告人及亲属例外，对于此类原告，司法官是不能反拷的。

古代公堂

显然，唐律允许反拷原告，甚至是刑讯原告，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诬告事情的出现，但是实际上这条规定并不能遏制诬告的出现，因为《唐律》在允许司法官反拷原告时，还规定：“拷满不首，取保并放”，即若是原告拷满还不承认自己诬告罪行的，则只能是与被告一起“取保并案”，案件到这里只能是不了了之。因此，实际上反拷原告并不能完全阻止诬告案件的发生。

此外，《唐律》还规定：“诬告人流罪以下，前人未加拷掠，而告人引虚者，减一等，若前人已拷者，不减，即拷证人，亦是”，就是说如果原告出现诬告嫌疑的，则司法官就可以反拷证人，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唐代也是允许证人成为刑讯的对象的。

对刑讯的监督

唐时，唐廷虽然允许司法官为了获取案件的证据，从而去对被告，乃至是原告、证人实施刑讯，可毕竟刑讯很容易出现犯人屈打成招的情况，因此唐廷在允许刑讯的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监督刑讯的实施，以此来避免屈打成招问题的出现。

古代审案

首先，唐朝对于刑讯的实施有着严格的规定，司法官要想实施刑讯必须要满足各项条件，“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然后拷掠”，即司法官要先进行五听（所谓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原告、被告、证人的陈述是否有道理，其陈述时的神情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然后司法官可以根据这些来判断他们的陈述是否属实，以此来对案情作出基本的判断）。

而后司法官就需分析他们的供词内容，反复验证，若司法官还是认为有问题的，而被告也始终不承认所犯罪行的，司法官才可以实施行讯，当然刑讯前要先立案，还需经过其他参与案件审理官员的同意，方可实施刑讯，当然若只有一人参与案件的审理的，则可自己决定是否要实施刑讯。

再是，唐律规定官僚贵族和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及残疾人、孕妇可以免于刑讯，也就是说对于以上人群，无论他们是否有罪，司法官都是不能对他进行刑讯的，《唐律疏议》载：“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如果擅自对他们进行行讯，司法官是会被严惩的。

清朝审案

同时，唐律还定“若所犯罪行已经赦免，虽须更有追究，并不合拷”，即如果这个犯人所犯之罪已被皇帝赦免的，司法官是不能对他进行刑讯的。

其次，对于刑讯所能使用的刑具，唐代亦也是有着明文规定的，《唐律疏议》载：“拷囚于法杖之外，或以绳悬缚，或用棒拷打，但应行杖外，悉为他法”，也就是说唐代的法定刑具就是法杖。对于法杖的规格，唐廷亦有明确的规定：“杖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讯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

而为了不至于出现因刑讯而导致刑讯对象死亡的问题，唐廷也严格规定受刑的部位，《狱官令》载：“决杖者，背、腿、臀分受，须数等；拷讯者亦同”，即司法官在执行刑讯时，只能是击打受刑人腿肚、臀部和背部的位置。与此同时，为了避免犯人真的是因刑讯而屈打成招，唐廷还规定“每讯相去二十日”，且“拷掠罪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即每次刑讯必须间隔二十日，且对于这个罪犯刑讯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杖打的总数不能超过两百下。

而司法官若是违反这个规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若超过杖击数目以及拷囚致死的，《唐律疏议》载：“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剰；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如果超过杖打数目的，则超出部分由审理这个案件的官员负责承受，而若是致死的，则他就要被判徒刑二年；若对患疮而未愈者，则“杖一百，若决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即如果对患疮而未愈实行刑讯的，则主审此案官员就要笞五十，致死的，则会被判徒刑一年半。

综上所述，唐代对于“刑讯”的使用的确是很谨慎的，非到万不得已，唐廷是不允许司法官对犯人使用刑讯的，且因唐代在法律上推行“礼法结合”，因此在刑讯上亦十分注重维护人道伦理，唐律规定对于七十岁以上老人，十五岁以下幼童，以及残废和有疾病之人，是一律不得刑讯，而违反此律例，司法官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从这点可以看出，唐代的“刑讯”是比较仁厚的，其尤其重视对于老人、幼童以及对残疾和弱者的特别保护，而这种保护，充分体现出了唐朝统治者的宽恕仁慈与保护弱者的人道伦理。

杖刑

总得说，唐代虽允许“刑讯”，但因其统治者对于刑讯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并不鼓励“刑讯”，且他们还意图通过制度和律法来限制司法官使用“刑讯”。而即使司法官能够合法的使用刑讯，他也是被诸多限制着的，唐律规定只能使用法杖，且刑讯不能超过三次，杖击的总数不能超过三百下，击打的部位只能是腿肚、臀部和背部，如此就可有效避免犯人屈打成招问题的出现。同时，为遏制司法官滥用刑讯，唐廷不但限制刑讯的次数、刑讯的工具等内容，还制定出一系列针对司法官的律法，如因刑讯过度而导致犯人身亡的，若是生前无病的，则司法官就要徒刑二年，反之有病的，司法官就要徒刑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