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发展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国际经济法，是泛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它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法律规范的总称。
何谓国际经济关系？学者界说可分为两大类。一说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专指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另一说则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包含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包括在国际民商法、国际私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或组织，即属于不同国家的国民个人（自然人）及各种法人。
国际经济法，就其广义的内涵而言，是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协调意志或个别意志的表现。各国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尽力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秩序建立起来和固定下来，使它具有拘束力、强制力，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法律规范。法律就是秩序创建的固定化和强制化。法律与秩序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为维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具有一定约束力或强制性的国际经济行为规范，即国际经济法。它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衡诸历史事实，上述第二种见解是可以接受的。迄今为止，国际经济法经历了萌芽、发展、转折更新三大阶段，而每一个大阶段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时期。 这一阶段，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其中包括：
（一）罗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种种习惯和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由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是当时亚、欧、非海上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二）罗马法中的“万民法”
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后者即是专门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法律。罗马法中有关国际商务往来的规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于西欧大陆，后来对世界许多地区影响甚大。
（三）中世纪的国际性商事法典
公元10-15世纪间，欧洲许多自治城市国家各有立法的局面日益不能适应频繁商务往业的需要。必须设法排除各地法律歧异，遵守***同的行动准则，于是逐渐形成独立于东道城市或东道国立法的另外一套行为规范。行会组织设置自己的特殊法庭，或由本地商人与外国、外地商人组成混合法庭，依据商业习惯或***同的行为规范所作出的判决，往往被编纂为各种商事习惯法法典，成为日后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约编纂于13世纪的《康索拉多生活费商法典》。
（四）“汉萨联盟式”的商务规约
欧洲中世纪时期城市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以建立***同商法规则，其中某些重要的商约作为近现代国际商务条约的萌芽和先河具有一定的意义，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萨联盟”的商务规约，其目的在于互相保护它们的贸易利益和从事贸易的公民，并且***同对付联盟以外的“商敌”。对于联盟内部各盟员城市之间的商务争端，则应当按有关规定交付仲裁。 17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相应地，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国内立法，大量出现，日益完备。
（一）双边国际商务条约
这个历史阶段的各种双边商务条约可以大体区分为两类，即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如果缔约国双方都是主权完全独立、国力大体相当的国家，缔约时双方都完全出于自愿，条款内容是互利互惠的，这就是平等条约。反之则是不平等条约。
（二）近现代国际习惯
与双边国际商务条约并存的，还有许多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习惯，都贯串着强烈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精神。这是强者用以维持当年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恶法”。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
除了双边性商务条约和协定之外，这个历史阶段的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多边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各缔约国对于专门针对某些常见的商务问题作出的统一规定都有遵循、执行的义务，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关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关于商标国际注册的马德里协定》，等等。
（四）多边国际专项商品协定
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使各利害冲突的有关国家为了避免两败俱伤，针对某些“商战”激烈的专项商品，达成多边性的国际协定。这就是国际卡特尔专项商品协定。早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就已陆续出现，特别是经历了1929年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以后，更是层出不穷。其独特之处：第一，内容和范围具有特定的专题性或专项性；第二，作用和效果实际上主要用来调整私人之间的涉外经济关系；第三
，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出现，对缔约国政府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近现代国际商务惯例
为了减少和避免误会和纷争，提高国际商务活动的效率，有些国际组织或者学术团体，归纳和整理商务活动中的某些习惯做法，制订和公布各种商务规则，供各国商事当事人自由选择采用。一经采用，就成为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拘束力的经济行为规范。例如，1860年《格拉斯哥规则》；1928-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3年，《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等。其特色在于：第一，有关文本都是由国际性民间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制订的；第二，所定各项规则，本身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或强制力，仅供各国商务当事人立约参考和自由选用，但当事人一旦采用并订入正式合同条款，即产生法律约束力；第三，国家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如以一般法人身份参加国际商务活动，而且在有关经济合同中明文规定选用某种国际民间商务条规，即同样要受它约。
（六）近现代各国商事立法
近现代各个民族国家中商事立法逐渐完备，是因为：第一，近现代较大规模的商事活动向来具有越出一国国境的特性，各国国内商事立法大多参考和吸收了国际商务活动中所约定俗成的各种惯例；第二，由于主权国家享有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因此各国的商事法规也同时适用于该国商人涉外的商务活动或商事行为，从而成为国际经济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前述历史阶段时的许多事实表明：近现代各民族国家的商事法制中，不论是“民商分立”、“民商合一”，还是英美方式，其***同趋势有二：第一，作为国内法的商事法规，内容日益丰富完备，并逐步走向国际统一化；第二，这些国内法同时被用来调整一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成为此类涉外商务活动的行事准则或行为规范，从而大大丰富了国际经济法的内容，推进了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40多年来，国际社会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重大的变化，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舞台。它和第一、第二世界，既互相依存和合作，又互相抗衡和争斗，异致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发生重大转折，出现机关报的格局，相应地，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逐步进入“除旧布新”的重大转折时期。
（一）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贸总协定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在1945年12月分别正式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1947年10月，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随即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迄今为止，参加前两项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78个以上，参加后一项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25个以上，从而使这三项协定及其相庆机构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国际社会开始进入以多边国际商务条约调整重大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阶段，具有不同于以往阶段的新特点：第一，上述三个多边协定所调整的对象，是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往来等牵动整个体制的重大问题、要害问题，影响到各国经济生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根本。第二，过去许多双边性的商务条约只简略地涉及到关税、贸易、货币汇兑问题，其有关规定的广度和深度，远逊于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第三，过去这些双边性商务条约，规定不一，其适用范围也只限于缔约双方，而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具有广泛得多的国际统一性和普遍性。
但从本质上和整体上看，它是旧时代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延续，不能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斗争
二战结束50年来，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始终不渝地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废除国际经济法旧规范和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而进行斗争，有几个重大回合，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1．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
1955年4月，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了弱小民族的切身利益问题，并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首先吹响了发展中国家***同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而团结战斗的号角。
2． 《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斗争下，联合国大会于1960年底通过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庄严宣布“必须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在1962年底又通过了《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它们为发展中国家彻底摆脱新、旧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控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法理上的有力根据。
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倡议下和大力推动下，1964年底组成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逐步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在1964年联合组成了“77国集团”，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都采取统一行动。
4．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50年代和6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在除旧布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为70年代国际经济法的重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0年代以来，南北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发展中国家开始要求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结构，从整体上逐步实行根本变革。
联大于1974年4月召开了第6届特别会议，围绕着“原料和发展”这一主题，一致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多年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的集其大成，其确立的基本法律观念和基本法理原则，是新型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今后进一步建立新型国际经济法规范体系的重要基石。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又增添了相当数量次要的、带技术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体现了国际范围内商事法规统一化日益加强的客观趋势。1952年签订了《世界版权公约》；1964年签订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以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1966年，联大第21届会议设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并在其主持下，制订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商务专题公约，诸如1974年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通常简称《汉堡规则》）、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等。从此以后，国际商事法规的统一化和法典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四）区域性或专业性国际经济公约的出现
二战结束以来，形形色色的区域性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不断出现，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第二类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基本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庆组织，第三类是以发展中国
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4月间，“77国集团”中的46个国家在南斯拉夫正式通过并签署了《全球贸易优惠制协定》。这有助于它们在经济上实现集体的自力更生，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政治上也可以提高它们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这将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将推进整个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
（五）国际商务惯例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商务惯例的编纂成文，不断更新并日趋完备。例如，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历经多次修订补充，内容大为丰富发展，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1933年公布的《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历经五度修订，并自1962年起改名为《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又于1958年草拟、1967年修订公布了一套《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并于1978年再次修订，并改名为《托收统一规则》。这对于减少国际商务纷争、促进国际商务发展，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六）各国涉外经济法的发展
各国分别制定的涉外经济法也有重大的发展和转折，主要表现是：
第一， 发达国家中，各国的经济立法，包括涉外经济法，层出不穷，日益细密；
第二， 战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互相渗透和逐步交融，内容和形式上常互相吸收和互相参照。欧洲***同体已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今后联盟内部两系各成员国涉外经济立法的互相渗透与交融，势必更加广泛和深化。
第三， 战后各种区域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条约、规则和章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促使这些国家各自对国内的经济立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这些成员国的涉外经济法在有关地区或有关领域内渐趋一致或统一。
第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的众多弱小民族，都极其注重创建自己的涉外经济立法体系，在投资、贸易、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制定有关有法律和条例，借以保卫国家经济主权，维护民族经济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