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历史的面貌与发展方向,一向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长期统一和各民族的内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东亚的自然环境.中国的地理环境,由于其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的区域.这种环境一方面阻隔着同这一区域之外的交通,另一方面又保证着这一区域之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中国虽然多次分裂,但最终总能归于统一,而且每次统一的版图都大体相似,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联.总之,这个地理区域的环境特点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产生,又使多元文化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一体,走向统一.

中国北方有辽阔的蒙古高原,高原上以草原为主要景观.草原被横亘于中间的大沙漠、戈壁和阴山分割为内蒙古（漠南）和外蒙古（漠北）两片；在蒙古高原的北方,则是东西向绵延数千公里的山脉,山脉以北就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南部,与蒙古草原相邻的山地中,有一些零星的部落居住在一些向阳的山坡和谷地中,如古代的丁零、黠嘎斯（柯尔克孜人的祖先）等部.他们世世代代千方百计地向南发展,以图进入平坦辽阔、水草丰美的蒙古草原.蒙古草原上则相继有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和蒙古等部,盘马弯弓,四处游牧.他们向往长城以内的富庶与繁荣,钦慕中原的文化,一直具有南下的趋势.

中国的东北,西有兴安岭与蒙古草原相隔,东边则是浩淼的太平洋,北边东西向横列着外兴安岭,把中国的东北与千里冰封的东西伯利亚划分为两个区域.在这片由山海隔出的地域内,有辽阔的东北平原与丘陵地带.这里森林密布,沃野千里,北部宜于狩猎放牧,南部可以农耕.相继有东胡、肃慎（满族祖先）、乌桓、鲜卑（锡伯族祖先）、室韦（蒙古族祖先）、契丹和女真等族居处.东北与华北大平原之间,沿着渤海之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由长城东端的山海关控扼其间.几千年来,起源于东北的民族,有的西向越过兴安岭,进入蒙古草原,如鲜卑、室韦；但更多的则相继沿着这条走廊南下,向温暖富庶和更为辽阔肥沃的中原发展.

中国的西北边陲,古称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亚地区.新疆由一系列祟山峻岭和难以逾越的荒漠戈壁构成天然的屏障.其北方是唐努山与阿尔泰山,阻挡着西伯利亚的寒流；西边是葱岭和海拔 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南边是巍巍喀喇昆仑山,阻断了与青藏高原的交通.可见,这里是一个南北西三面环山的区域,只有东边敞开,向东北可进入蒙古草原,向东南沿河西走廊可直达甘、青地区和富庶的关中平原.这里自古相继有塞人、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纥和蒙古准噶尔部等部居处.这些古代的部落与民族,或来自于蒙古草原（匈奴、突厥、回纥、蒙古）,或来自于河西走廊（乌孙、月氏）,在此定居之后,也都以东部的中原和蒙古草原为主要的交流和发展方向.

葱岭以西的中亚河中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在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古代,也曾经长期是中国的疆域.它处于平行流入咸海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由一些山间盆地和绿洲组成,居住着粟特等经商务农的民族,这里是一个单独的地理区域.由于其西、北两边是干旱的草原与荒漠,活跃着强悍的游牧民族,南边是高山雪岭,为了经商和获得军事上保护的需要,使得粟特人自古以蒙古草原和中原为主要外出活动的区域.

中国的西南边界,则由世界最高的一列山脉,海拔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和谷深水急的横断山脉连接而成,构成世界上最难以逾越的天险屏障.在古代,这里是中国交通最不方便的区域——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由千山万壑组成的云贵高原.在这片区域中,自古就生活着吐蕃（藏族祖先）、门巴、羌、白、苗、傣等几十个民族.受西南方天堑屏障的阻挡和中原的吸引,这些民族活动和发展的方向也都是东北方的中原.

中国大陆的东南,则由一万余公里的海岸线组成,东南方的滔滔大海,长期被古代祖先们视为陆地的尽头.

中国这种变化多样而又具有内聚型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历史面貌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造就了文化各异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的各民族.如北方的游牧族,东北的狩猎族,天山以南的绿洲文化,西南藏、羌等民族半农半牧的高原文化.而连接着中国各地的江河水网,山间草原上的自然孔道,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又把各地区和民族日益紧密地联结起来.

自古生活于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向外发展受到各种天然屏障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与限制,另一方面中原温和的气候,辽阔肥沃而平坦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物产,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对他们有无限的吸引力.于是,几千年来,中国四边的少数民族,他们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活动,都是向着中原的方向,即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这种地理环境因素,产生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内聚的总体趋势.